作家|文化之窗｜它是中国现当代作家传记文学史上最引人瞩目的风景( 二 ) |传记文学|写作|作家|鲁迅

把“神化”的鲁迅请回人间
“写出我心中的鲁迅”作为20世纪80年代鲁迅研究界十分响亮的口号，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这一时期“鲁迅传”写作者的热情。 “写出我心中的鲁迅”之所以令传记写作者追崇，是因为它在反思以往“鲁迅传”写作模式中，抵达了传记写作的理想状态：在充分掌握传主已有材料的基础上，融入了对传主写作的个性化体验，从而实现了传记写作过程中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显然，即使面对相同的材料，由于传记家个性及理解的差异，也会形成有多少写作者就有多少本不同的“鲁迅传”的局面。 “写出我心中的鲁迅”当然无法等同于写出完美无缺的“鲁迅传” ，因为任何一位写作者在具体写作、材料取舍、谋篇布局的过程中都会有自己的印记和局限，但“写出我心中的鲁迅”却可以在最大限度发挥传记家能动性的过程中，显现当前这本传记的艺术个性，符合人物传记的写作规律，从而向优秀的“鲁迅传”行进。
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传”就篇幅上说，相对于以往有显著的增加：无论是再版修订，还是新生的文本，史料的发掘、整理与日趋丰富自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与之相比，刻画更为完整、真实的鲁迅形象以“写出我心中的鲁迅”显然更具目的性。
以林志浩的《鲁迅传》为例：“忽略杂文，对共产主义者的鲁迅缺乏足够的描述和评论，这几乎成了鲁迅传记写作中的惯例。我私自以为，这似乎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能否真正表现鲁迅伟大人格的大问题。 ”正是看到了以往传记的不足，林志浩的《鲁迅传》才有意加重了鲁迅后期部分写作的分量：他的《鲁迅传》分三编、共27章， “第三编1927—1936”共14章，从篇幅来看超过全书的一半以上。不仅如此，他还有针对性地加强了对鲁迅杂文作品的分析，从而在填补以往“鲁迅传”写作不足的过程中凸显了自己作品的特色。
形式、手法“百花齐放”
仅从书名上看， 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传”已包括“正传”“评传”“故事”“画传”“印象记”等形式，这种表面上笼统的区分方式，结合具体文本还可以进一步划分：如郭同文编著的《鲁迅青少年时代的故事》、何启治的《少年鲁迅的故事》等，就因为只描写了鲁迅生平的一个阶段而成为具有“阶段性”或曰“半部书”性质的传记（即叙述传主部分生平）；而像罗慧生的《鲁迅与许寿裳》、范志亭的《鲁迅与许广平》等，则可以列入“关系式”的传记；此外，还有像李霁野的《鲁迅先生与未名社》这样难以归类、但又对传记研究本身提出特别案例的文本等。值得补充的是， “连环画”也丰富了“鲁迅传”的书写。 “连环画”虽图文并茂、文字内容不多，但与人物传记在叙述上没有区别。 20世纪80年代鲁迅的“连环画”主要包括黄侯兴的《鲁迅的青少年时代》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位作家传记形式的多样，可以理解为其传记写作已进入繁荣的阶段。 “鲁迅传”在20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复兴期就取得如此成就，预示了其不断走向成熟的未来。当然，在形式多样化的同时，手法也必将相应地丰富起来进而适应于形式、作用于结构。
在曾庆瑞的《鲁迅评传》中，著者写到“本书不是传记文学，也不是理论著作，而是带有较为浓厚的评论色彩的人物传记。不同于旧有的一种‘评传’的是，拙著不是‘传记’加‘评论’的截然两部分，而是寓评于传，传、评结合，追求题材的连贯性，结构的完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