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k.罗琳|“取消文化”是欧美出版圈的危机还是转机？｜读刊( 四 ) 出版商|出版界|出版圈|罗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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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 [美]海伦娜·罗森布拉特著，徐曦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0月。
耐人寻味的是，据BBC报道，去年年底，一位名叫朱莉·伯吉尔 (Julie Burchill)的作者特地撰写了一本主题为“取消文化”的书，但该书的出版商随即发现作者在 Twitter 上被指控有“伊斯兰恐惧症” ，随即暂停了该书的出版。出版商认为，伯吉尔在与他人的争论中显露出明确的“对宗教的冒犯与越界” ，布朗说她的评论“从道德或智力的角度来看是站不住脚的” ，并且“越过了种族和宗教的界限” 。由于“取消文化”一词的严肃性和攻击性，出版商认为它有可能成为伯吉尔表达自身偏见的一种掩饰。
今年，专栏作者亚历克斯·谢波德（Alex Shephard）在《新共和》发表了《出版意味着什么？》一文，其中同样提到了“取消文化”或许成为了一些出版商掩盖自身偏见的保护伞。诸如Simon & Schuster出版彭斯等的作品，是在公开支持一位倡导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同性恋恐惧症、仇外心理、厌女症、反犹太主义的核心人物，并从中获利，此时，言论自由并无法保证“意见的多样化，而是巩固了偏见” 。同样，今年6月，一位出版巨头的经理对《卫报》表示，他觉得现在的出版商常常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矛盾” ，即每个工作者都“支持多元化，但是一种他们‘想要’的多元化” 。
对“不宽容”的宽容是否是一种对宽容本身的反讽？出版物抵制运动的辩论双方究竟谁捍卫了自由，谁又更宽容？这些问题并不好给出明确的答案，但这些问题揭示出“取消文化”背后所可能掩藏的话语争夺。许多学者也撰文呼吁，需要警惕的是，如果说所谓“取消文化”是对“异见者”的不容，那么对“取消文化”的界定本身，同样可能成为维护偏见、制造分裂的武器。
势不可挡的趋势，逐渐显露的隐忧
随着相关抗议运动的增多，有关“取消文化”的讨论也逐渐成为出版市场中一类作品的主题。除了前文提及的伯吉尔， 2021年，美国平权主义活动家、作家Dan Kovalik也出版了《Cancel This Book：The Progressive Case Against Cancel Culture》一书。值得一提的是，身为一名长期声援种族与性别平等运动的作者， Kovalik却花大量的篇幅批评了出版界的这一系列抵制运动。他认为，这一系列运动塑造了一种“告密”与“举报”的社会文化，每一个人都被鼓励指控他人，这不仅不利于社会公正问题的解决，反而对问题的解决是一种妨碍。例如，性别和种族问题常常十分复杂，需要更为精细化的讨论，但“取消文化”经常只凭借一些语言上的“象征”就草草地划清敌我，开展抵制，不利于借助出版物进行相关讨论的深入。Kovalik赞同许多其他抗议运动批评者们指出的意见，在分析种族、性别的不平等问题时需要同时考虑阶级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