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端|周玉端：追寻东方远古人类文化的历史事实：方向在哪里？( 二 ) |莫维斯|考古学|旧石器时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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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水洞沟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中新社发朱鸿山摄
对于在东方发现的手斧，有学者视其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证据，也有人将其解释为独立发明。讨论此问题需要严谨的年代学和谱系学分析。如果用传播论来解释东亚的“阿舍利技术” ，还需要更多时空上连续分布的证据，技术谱系上要符合逻辑，该技术是否在本土人群中得到接纳和传承，以及它是如何与本土文化传统互动融合的。从世界范围内看，阿舍利石器工业现象十分复杂，欧洲和非洲的阿舍利手斧技术可能都是独立演化的，勒瓦娄哇技术在西欧和非洲可能被多次独立发明，东亚的“阿舍利技术”可能也有其独特的存在方式。
另需注意的是，人类学范式下的“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模式并不意味着能够在文化上找到相关的证据。古人类学现象、分子生物学现象与文化现象并不是绝对对应的关系，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群交流，并不一定能直接反映到文化交流上去，而不同人群可能保留着相同的石器技术。另外，文化交流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是相对平等的，还是存在强势文化？学术界较多关注西方“强势文化”带来的新技术，却很少谈东亚文化的向外输出。
中国旧石器文化研究中还存在哪些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两个重要问题需要思考：一是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多样性，二是中国旧石器文化对周边地区影响。前辈学者如裴文中、张森水等先生，通过对中国旧石器材料的宏观总结，奠定了旧石器文化序列与多样性研究的初步基础，但有待进一步深入。新的考古发现有井喷之势，但几乎没有新的地域性文化得到正式命名。学术界主要延续使用“砾石石器工业”、“石片石器工业”或“某某技术”等术语描述相关的考古发现，而不是“某某文化”或“某某工业” 。与西方的旧石器文化相比，东亚文化显得单调。考虑到东亚具有200多万年的人类历史和多样的地理环境，这里很难不形成诸多地方性文化传统，只是这些文化传统仍有待进一步发现和识别。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走出中国”(Out of China)的可能性。在西方人类学范式下，学术界常常谈论“走出非洲” ，极少提及中国远古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在更新世气候寒冷期，中国南方的人群可能会向更南的东南亚地区迁移，这会对东南亚的文化产生直接影响。目前至少可以将这种影响追溯到距今约4万年前的和平文化(Hoabinhian)时期。在更晚的时代，东南亚受到更多中国南方文化和人群的影响，比如稻作农业、南岛语族和青铜技术的扩散等。长期以来，东亚地区被描述为被动接受欧亚大陆西侧的文化，相对缺乏本地视角下东亚人群对周边地区影响的研究，这是今后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中值得考虑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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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队员对河南某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发掘清理。中新社采访人员李超庆摄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下，如何正确认识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历史事实？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一个重要内涵是相互尊重与平等相待。讲述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历史事实，需要科学的学术语言对事实进行客观描述。然而，如何描述事实却受到研究者知识背景的约束。当人们把西方的旧石器历史当做参考，并直接使用描述其文化历史进程的术语时，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术语争论。在旧大陆西侧，研究者对旧石器技术历史的叙事方式是线性的、进化的，在这个框架下， “先进的技术因素”成为焦点，比如手斧技术、勒瓦娄哇技术、石叶技术等的发明时间被不断提前，并使之与进化的人类学范式相吻合：人类的智力不断提升，新的人种发明新的技术，并不断走出非洲。然而，不符合这个叙事的文化历史，则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如果把西方“先进的技术因素”当做一把尺子来衡量全世界的旧石器文化，那么我们在西方之外看到的，一定是一个单调枯燥的技术世界。在这种背景下，东亚的旧石器文化可能会被简化为西方文化影响力的末端，而难以用平等姿态去看待东亚自身独特的历史与道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