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郑也夫：辩论是一种公共生活 | 专访郑也夫|高等教育|文章|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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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周刊7月16日专题《社会学与社会的距离》封面。
在热衷于公共议题、发表时评看法的当代社会学家中，郑也夫是公众最熟知的名字之一。 1950年出生于北京的郑也夫经历过“知青”岁月，恢复高考后考入首都师范学院，先后供职于北京社科院、中国社科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社会学系。
自1983年以来，郑也夫持续在媒体上发表时评和专栏文章，雄辩的文风成为了他的标志。他涉足过的公共议题包括推行“沙葬”文化、讨论水价和燃油税、为“野泳”辩护等。近年来，郑也夫为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撰文著书，这也让他成为了不少人眼中的“教育问题”专家。
【高等教育|郑也夫：辩论是一种公共生活 | 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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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生于1950年，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荣休），著有《文明是副产品》《后物欲时代的来临》等。受访者供图。
进入公共社会学
新京报：相比于其他学者，你可能是国内最乐于在公共场域发表评论和观点的学者之一。喜欢写文章对社会现象表达观点，吸引了很多专业领域之外的人士关注。你是怎么走上这条独特的道路的？
郑也夫：这是从我对社会的牢骚开始的，我把它叫作童子功。
我当“知青”的时候还不到18岁，做了8年半的“知青” ，在性格的塑造期被赶到了农村，远离了课堂，不再读书。我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看到社会中太多不合理的现象，由此就开始向周边人发牢骚。当然发牢骚的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其他的一些“知青” ，或者当地的成年人。但是在这当中应该说，我发得最多，也发得最精致，所以说出来的一些正理和歪理能赢得听众。
恢复高考之后，我在1977年上了大学，之后为了饭票的问题又考了研究生。但是，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阶段，我学的专业都不是社会学。在我读研究生期间，我们国家恢复了社会学，这让我眼前一亮。
我在社会底层的时候，发牢骚的对象是社会的不合理之处。我本是个看待社会问题的业余爱好者、一个牢骚满腹的青年，没想到我的爱好居然可以成为一个专业，可以发点专业的“牢骚” ，还可以挣工资，我就乐此不疲地进入了社会学的大门。
于是我马上就开始自学，毕业论文选的也是社会学题目，毕业后我就毛遂自荐去社会学研究单位，正式走上了研究社会学的道路。可以说，对社会现象的分析、观察和评论，跟我在“知青”时期的性格与智力生活的追求接上轨了。
我平时会写两种文字，一种是写学术文章和著作，还有一种是写时评。最早一篇时评应该是1983年写的。那时中国学术评价很不公正，我的职称评定推得很迟，但我写的时评文章获得了不小的社会声誉，拿了稿酬，还获得了相当多的知名度，这就更让我一发不止了。
《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郑也夫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年1月。
新京报：我注意到，你对公共议题的关注延续到了你的教学之上。比如你会给学生布置作业，调查身边的教育现象，在课堂教育上，社会学如何实现应有的关怀呢？
郑也夫：我不会在这一点上试图影响学生。但是，学习社会学的学生做社会调查，是社会学对学生的培养，这是一个他们最应该具备的本领。我反对从书本到书本，反对从理论到理论。我在美国受了一年半的教育，原来是一个酷爱理论的人，没想到我所就读大学的社会学系，不允许学生写纯理论的、“从书本到书本”的硕士论文。硕士以下的学生，首先要做的是经验调研的学习。这跟我的认识完全合拍了，我也认为年轻学生多数人做不了纯理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