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郑也夫：辩论是一种公共生活 | 专访( 二 ) 郑也夫|高等教育|文章|是一种

2004年一个叫布洛维的人当选美国社会学会主席，他的就职演讲的题目是“保卫公共社会学” 。传统的公共社会学参与社会的方式是诉诸媒体，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和谈话，评论社会问题。当代公共社会学家则是身体力行地参与社会活动。他主张的概念和我一拍即合。我觉得自己一直是公共社会学家。我天性喜欢议论公共事务，看了他的演讲很受鼓舞，他帮我正名，这是很正义的事，而且登堂入室，进入了学科。所以我也在我的教学中推广，不要学生“抄书本” ，写一篇没有任何创意的所谓理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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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社会学》，麦克·布洛维著，沈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5月。
接受挑战，从不担心反驳
新京报：这么多年来，你议论过的公共话题数不过来，有“轿车文明批判”、推行“沙葬”、学术评价的有限匿名制讨论、反对抽水马桶、讨论水价和燃油税、为“野泳”辩护、中国足球，还包括近些年你一直关注的教育问题。这么多看似“风马牛不想及”的话题，似乎从来没有难倒过你。这么多年以来，你有过犹豫吗？你担心过会遭到反对意见的攻击吗？
郑也夫：这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个问题，甚至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我生活的社会上一直有不合理的、需要反思的事情，所以就这样自然而然地一路走下来了。涉猎这么多领域，在我看来也不是问题。社会现象的不同方面，可能隔得很远。我首先是个普通的公民，看到不合理的地方就会发牢骚。
我在社会上发的时评文章有几百篇之多，它们不是学术文章，不会接受来自专业方面的挑战。我认为，在当时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当中，我的文章是比较雄辩的，下的功夫也是比较扎实的。
另一方面来说，我从来都愿意接受挑战。我一直说，如果你要挑战我，你是看得起我，我们可以共同把这个问题以更大的强度来推向社会。一个人的独角戏可能不足以让社会关注。对于辩论这件事，我没有任何畏惧，我也并不担心我的东西有漏洞，谁的东西一点漏洞没有。比如说，关于轿车问题，我在《光明日报》上发了文章之后，樊纲就回应了一篇，我再回应，再反驳。
后来我发表了一篇学术文章，关于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也引起了社会比较大的关注，总共大概有六七篇文章批评我的这篇文章。我也回复了一篇。我非常高兴迎接这样的论战，从来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但是，没有人愿意和我进行论战。很多时候我向别人开战，别人不回击，我自己写的东西遭到过几次攻击，我回应之后，又没了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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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教育病理》，郑也夫著，中信出版集团， 2013年9月。
新京报：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和你辩论下去？你觉得这种原因是怎么造成的？
郑也夫：中国社会中的论战从来就少，我的一个猜想是，很多中国人包括媒体的智识生活，似乎就不习惯于古希腊哲学家那种类型的论辩，很多学者和公民不擅于在公共平台上摆出价值和立场，怕得罪人。在这方面我是比较异类的，我从来是对事不对人。也许这个问题你得问他们，因为我不怎么畏惧，就不太清楚畏惧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新京报：你曾经提出过的一些看法，会随着时间推移，改变立场，推翻原先的说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