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 。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 《太史公》 。《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
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 。
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 。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 。《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 。”
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 。
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 。”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 。
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 。”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