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83周年，探讨“吃人”与“国民性”问题的起源( 二 ) 章太炎|纪晓岚|狂人日记|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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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是一个女子未婚先孕的女子被迫害致死后到阴司告状，状告先前不肯卖堕胎药给她的儒医犯了“杀人罪”。儒医据理认为“药医活人，岂敢杀人以渔利”，也就是药不是杀人而是救人的。女子认为，当初买药的时候孩子还未成形只不过是一个血块，如果能堕胎自己就不至于最终惨死。最后冥官判处儒医无罪，因为自宋朝以来理都远比审时度势重要。纪晓岚通过这则简短的寓言故事，揭露了儒家程朱理学其实已经成为了一种“残杀”工具，更可悲的是受害者根本无处申冤，这种官司不仅在阳间打不赢，即使到了阴间也打不赢。在《与某书》中，戴震更是直陈后儒“以理杀人”之害：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以论理死者，更无可救矣！在戴震将后儒与酷吏相类比，甚至认为后儒之害甚于酷吏，后儒指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这种思想导致理与情、义、事等分离，使得理成为唯一标准，最终导致“以理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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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早在明朝之时李贽就对儒家的是非评判标准提出过诘问。而到了清朝，纪晓岚与戴震等人更是指出了程朱理学“以理杀人”的残酷性。当然，儒家内部的批评者大多指向的是程朱之“理”，而非孔子之“礼”。李贽可以说是个例外，但是晚明三大儒都对李贽及泰州学派提出了激烈批判，他们的启蒙方案可以说是对泰州学派的一种折中修正。戴正所说的“以理杀人”其实是有有多保留的，他说的是“后儒”，也就是说他对孔子之“礼”其实是心存幻想的。鲁迅的进步之处在于，他把“理”扩展到了“礼”，“理”所指向的往往只是程朱理学一脉，而“礼”指向的则是包括孔子在内的所有封建卫道士。二、从章太炎的“民族”思想到鲁迅的“国民性”问题鲁迅最早是在留日期间提出国民性问题的，主要依据资料是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许寿裳回忆在弘文学院时鲁迅经常与他讨论三个问题：1.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2.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3.它的病根何在？许寿裳认为，鲁迅弃医从文、译小说办杂志、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就是为了解决这三大问题。“理想的人性”这个问题是针对封建礼教对人性的要求而提出的，这点很好理解。但“国民性”及“国民性病根”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似乎找不到相对应的概念，许寿裳在书中也并未做进一步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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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寿裳事实上，国民性一词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它在日语中的意思为“一国或一民族的全体所共同具有的性质、感情”。当然，鲁迅在留日期间思考国民性这一问题，并不仅仅是受日本文化影响，还跟章太炎先生有关。章太炎是有着视死如归精神的晚清豪杰，在“《苏报》案”时明明可以逃逸但却就是不逃，这点远非梁启超和康有为可比。流亡日本期间，章太炎办了《民报》，上面的文字充满斗士之气，响彻民族之音。如《訄书》细数满族的种种罪行，虽失之于偏激刻薄，但其民族精神却令人动容。鲁迅早期创作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及《人之历史》都受到了章太炎的影响，其一是所用的艰深上古文言，其二是昂扬的斗志。对于章太炎身上的革命激情，鲁迅是无比佩服的，鲁迅曾这样写道：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党的梁启超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