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美国小说家谈对《一一》的崇拜是枝裕和

作者：布莱恩·华盛顿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Criterion（2021年5月27日）
我第一次看《一一》是通过一盘快坏了的录像带，那还是从我德克萨斯州老家的一家百视达（Blockbuster）租来的。如果你是一个在休斯顿郊区长大的高中生，而且不会打橄榄球或越野跑步，那么你大概率就是个闲人。所以我开始在出租店狂看外国电影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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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2000）
有时我会带一些回家。有一天，我在找一部忘了很久的电影（也许是《警察故事》，或者是《刺杀大将军》——如果我当时够胆看的话），最后，杨德昌描绘的一个家庭在日益全球化的台北生活的影片，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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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隔了很久才真正开始看它。我一直在拖延。影片的时长对我来说有些过长。直到一个周末，已经过了午夜，我披着一条超大的毯子，跌跌撞撞地走进了家里的游戏室，我的美国郊区的夜晚与杨导的台湾的柔和色彩似乎融为一体。电影结束的时候还没到黎明，片尾配乐的钢琴琴键叮当作响，伴随着滚动的演职员表。
说实话，我没理解我刚刚看了什么——或者没有完全理解它的故事，它既是线性的，也是省略的，不像我习惯的那种叙事和节奏——但我辨认出了它的美。我意识到了地点、空间和时间之间的联系。即使它们对我来说仍然无足轻重，它们短暂的优雅仍然在前景中闪耀着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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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一一》时，杨德昌说道：「这部电影只是关于生活的，覆盖了它的不同层面。」而这正是我在第一次观看中所看到的：一个男人与前情人重逢，而他女儿正经历着初恋。从一扇俯瞰城市景色的窗户听到了争吵。当一对夫妇即将离散时，火车的灯光一闪一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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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中没有见过这些东西——坦白地说，甚至也没有考虑过这些——但是，我知道我一定会再回看《一一》。这部电影里有各种各样的生活，与我的生活完全不同，我知道自己需要重看。
所以我按下了录像机的倒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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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二次看《一一》的时候，是在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里。我大学期间做过很多工作，而且常常不去上课，而是探索大学里收藏的一些影碟。我浏览了意大利经典影片和法国新浪潮电影，然后才开始看一大堆美国电影。当我依据字母顺序沿着匆忙排列的书架走下去时，又在角落里看到了杨导这部奥德赛式的作品——它藏在所有东西中间，但仍然很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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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欣赏的所有艺术作品中，都有一种我亲身体验过多次的认同感。这种感觉——尽管有地理、时间和文化的差异——你还是看到了一些你以前肯定见过的东西，尽管它很简单，但却是通过别人的眼睛，在折射的、闪耀的光线下看到的。
我对其他一些我珍视的电影也有这种感觉，比如小津安二郎的《早安》、是枝裕和的《步履不停》和安德鲁·海格的《周末时光》。看《一一》时，我看到了只有在电影中才能体验到的东西，但却像记忆一样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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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个深夜，在休斯顿那所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里，我第三次观看了《一一》，生活第三次在我面前徐徐展开，但就像第一次一样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