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美国小说家谈对《一一》的崇拜( 二 ) 是枝裕和

几年后，我在台北作短暂的中转停留时，又看了一次《一一》，可能是第二十次。这种故意延长的等待现在成了我去日本的惯常行程的一部分，通常我是为了去拜访朋友，然后选择一张更便宜的票，换取一天的中途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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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我第一次看到杨导的这部电影已经有十年了——从那以后，我曾试着在静音状态下反复地看它，只是为了看看画面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的。有时，我看着这些相同的场景一个接一个地重复着，试图剖析NJ的东京之行是如何具有如此大的叙事气势，婷婷的寻找和阿瑞的决心是如何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台北机场的色彩很柔和，让人莫名觉得很贴切。在中途停留的前一个小时，我从航站楼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我在T恤店进进出出，店员们温和地责备我总是选不中正确的尺寸。距离出发还有一点时间，虽然时间不多，同时我又有些怀疑自己能不能按时抵达成田机场。所以我打开了我的笔记本电脑，放进了《一一》的DVD——这是我旅行时很少不带的东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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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的美食广场几乎就是一圈面馆。我在那里打开了这部电影，时不时暂停一下，然后从一个门移到另一个门，每次稍事停下就点一下播放键。当我终于到达登机口时，另一个似乎是独自旅行的家伙睡在了我后面的座位上。我时不时地抬头看看时钟，最后，我注意到他也在看我的屏幕。他看了我一眼，我点了点头，从笔记本上拔下了耳机。电影从那里继续——现在有两名观众了——这个陌生人不时地说「哇」，我也点点头附和。
片尾的钢琴声响起时，最后的登机广播也开始了。当演职员表滚动播放时，我们站在一起排队：虽然没有嚎啕大哭，但默默地擦拭着面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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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一次看《一一》是两年前，在我休斯顿老家的一家影院。这个城镇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它变了，至少有一点点不同。曾经如此稀少的多样性变得更加突出。稻田和足球场与漫画店、面包房和咖啡店共享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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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一天，一家影院的老板来找我，问我是否有兴趣放映一部电影——我刚刚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这感觉对所有参与的人来说都是一个低调的活动。他说他愿意放映我想放的任何电影——对我来说，做这个选择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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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放映的那天，大约有15个人拖着脚步走进电影院。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作为介绍，我只问了一下有多少人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两个人举起了手。一个女人说她听说过，但从没看过。另一家人说，他们本来要来看的电影已经开始了，但这一部似乎挺有趣的。他们无意中进入这部电影的经历与我自己的相差无几。
然后我感谢了他们抽出时间。再慢吞吞地走到靠后的前排。从邻近的影厅里，传来了其他电影的声音：一头是大制作的超级英雄电影，另一头是白人奥斯卡的宠儿，奏着交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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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看过多少次，面前的故事都让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事物，我发现自己转向了最初吸引我的细节：每盏街灯的灯光是如何闪烁的。色彩如何从一片天空融合到另一片天空，或者汽车如何在交通中平滑分布。镜头中的每一件事，无论多么平常，都有助于塑造更大的人物生活壁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