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韩非提出人要随着环境和时代的发展变化，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韩非法治理论的产生与形成，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但是其法治理论和法治方法，是建立在其朴素的进化论和人性论等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的，有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随着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韩非主张的严刑峻法，使用权术维护封建剥削等学说观点，日益失去其进步作用而逐渐向相反的方向转化。韩非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并指出每个历史阶段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产生的社会基本矛盾不同，所体现出的特点也不尽相同。治国策略和手段应适应时代的发展，不能一味依赖一成不变的律法和规章。韩非用带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色彩的论点，解释了政治行为的根本因素，从物质利益角度深层次考察了政治状况，选择什么样的律法维持统治，往往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客观要求，或采取严刑酷法或采取较为缓和的宽缓之政，并非是单纯的君主个人意志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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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强调法纪的强制规范作用，用严格的律法规范人们的行为，认为当有人触犯法律，即使是道德修为极高的明君，也不能因同情罪犯而放弃法律，否则更多的人会因为君主的仁慈和宽容去犯罪。但是在政治实践过程中，如果只单纯依靠法纪，民众又会因干涉过多而失去对政治秩序的认同，从而导致专制与独裁，因此统治国家应持法维势，将法与势有机地融合为一体。战国晚期的韩国儒家学者，在治国方略上的观点与法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较大分歧，且一些儒家学者对法家思想进行了批判和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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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要维护社会的稳定秩序，就必须在意识形态等领域，坚持法家思想的主导地位，不能在舆论宣传上佯装重视法家强调法纪，但在具体人事任用和政治实践中，却重用儒家人物。国家往往对学术研究提出国家所需的要求，学术研究对政治实践、具有一定的批判功能和理想主义，但政治是要着眼于现实，它所强调的是社会的有序和稳定。因此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在国家的政治实践中，要始终坚持法律的威严性和指导性，这是不能动摇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允许学术界对当前政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不和谐的地方进行探讨和争辩，逐渐对政治实践活动产生影响，但不能超出法律的界限而直接干预政治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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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追求的是''儒表法里''，即在核心的层面，凡是关系到社会秩序之根本，就必须坚持毫不动摇地运用律法，而在对外宣传上应该用仁义道德，用柔性力量去感化世人，用适当的宽容去接受适度的批判，以此推动社会的稳定和进步。韩非的法治思想，之所以能够适应当时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历史环境，是因其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是密不可分的，韩非强调人要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发展变化，适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异和变都指向变异，它所相对的是同和稳，是一种恒定的状态，正基于此韩非能够在时代性的背后，内含着普世性的价值规范，切中时弊地提出各种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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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儒、法两家的思想进行比较会发现，儒家思想着眼的是普遍存在的共性，即关注普遍意义上社会秩序稳定的问题，和强调人类社会中的人伦秩序。法家则着眼个性，关注的是如何利用人追求利益的特性，来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治理国家既要考虑全面又要关注个体，从这个角度来说，二者既有区别又互为补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互不可缺。韩非反对是古非今的复古主义，强调针对一定的历史阶段，应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治国方略，韩非认为人类社会是向前发展的，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大的趋势是今胜于古，其思想在认识论上可以归为唯物主义历史进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