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可夫斯基：一生都在电影中“找寻与诗的碰触”|读书 | 自我中心主义( 二 ) 安德烈|瓦格纳

但与此同时圣经里说过：“要爱人如己”（马可福音）。也就是说，只要没有在同时理解自己各种优缺点的意义上胆怯、诚实地对待自己，没有明智，没有自尊感，没有深信自己被赋予的其实来自上帝，这些关于爱人类的对话和思考都将是空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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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可夫斯基父子
如此看来，去理解、提取（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如此激烈地否定作为创作和生活的形象、作为独特的生活范式（mode de vie）的浪漫主义的意义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与此同时，自白性和对私人经历（尤其是童年经历）的聚焦性是他最根本的特征。我以为，这里极为重要的是投射（就像在电影中那样），是在现实生活中对感性元素的鲜活体现，而且体现在乍看起来极为不同、不可相提并论的各种位格中：浪漫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经典或后朋克，先锋派或批判现实主义。
对于安德烈来说，他的父亲是一个活生生的抱持诗意的、极端情绪化的、很大程度上是浪漫主义的世界观的例子。不，不是某种克莱斯特或拜伦、席勒或莱蒙托夫、雪莱或茹科夫斯基笔下神秘的、神话般的人物，而是生活中的亲人，他住在党委巷，参加过战争，离过两次婚，他的痛苦不仅是他自己的痛苦，而他的抒情主人公有着种种绝对可以解释的、相等的、完全可以为其亲友所理解的动机。
穿着破衣烂衫，遭受麻风病和各种大灾大难的“可怜的约伯”的形象在安德烈的话里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个圣经人物招致了神的暴怒，但同时也在引起怜悯和遗憾，并在潜意识层面起着作用——他鲜明而深刻地补全了阿尔谢尼·亚历山德罗维奇塑造的、被他当作诗歌理想的抒情诗主人公的形象，因为约伯遭受的那些悲剧般的考验，被认为是应该的，是由于某一次做出的选择而必然要遭受的牺牲。
后来老塔可夫斯基这样书写自己：
我被所有生与死之血召来生活，
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
民族不知名的天才
为事物与现象的肉身
赋予灵魂，为它们命名。
历史、永恒、俄罗斯文学的世界
战后的生活一边是崩溃、板棚、土窑、赤贫，另一边则是斯大林式的庞大建筑、工业怪物、各种伟大胜利，这种背景下，那颇有些野蛮的、阴间的浪漫主义浮夸（毫无疑问是极为真诚的）被视为某种来自异样的，早已消失，甚至或许从未存在过，只是臆造出来的生活。诗人根据自己的准则生活，他无条件地遵循这些准则，而且他和日常生活、因循守旧的日子是间接地通过周围的人发生关联的，他们总在一旁，并在环境的力量下只能成为多幕剧中的配角，而主角则是创造者、艺术家。
当然，儿子不可能感受不到，父亲生活在某个谜一样的平行世界，他现在或过去所交往的那些人的名字，已经属于历史、永恒、俄罗斯文学，而他本人也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大门对于他们之外的人，包括亲人在内都是紧闭的。
比如，1946年的冬天，在格奥尔基·申格利的家里，阿尔谢尼结识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1921年被苏维埃政权枪决的诗人和旅行家尼古拉·古米廖夫的遗孀，在集中营里总共度过15年之久的历史学家、民族志学者列夫·古米廖夫的母亲，最后，她是一个作品首先被粗暴批判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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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马克西姆·古列耶夫
文学研究者、传记作家叶夫多基亚·米罗诺夫娜·奥利尚斯卡娅（1929-2003）在《两个声音的唱和》一文中把他们的友情写得很有意思。阿尔谢尼·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喜欢读阿赫玛托娃的诗，他边读边思索，看似波澜不惊，最后一行用一种半疑问的语调收尾，因此这首诗似乎便往深处延伸……他熟记很多她被认为是反叛的、不能发表的诗……两人所共有的人之尊严感、善良、对时局的反感让他们亲近起来。关心人的态度，倾听对话者的能力也让他们彼此接近。两人都有着不轻松的命运，读者通往他们作品的道路许多年来都被切断。塔可夫斯基认为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诗歌普希金传统最忠实的继承人……有一个创作领域阿赫玛托娃承认阿尔谢尼·亚历山德罗维奇是强于自己的，那就是诗歌翻译。因此她所有的译诗都读给塔可夫斯基听，很重视他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