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者|读《随园诗话》，教人如何读书写诗，反对模仿跟风，坚持创新思维

撰文/赵奇云《随园诗话》是袁枚以其所居的随园冠名，所谓“随园”，袁枚在《杂兴诗》里进行了描述：“造屋不嫌小，开池不嫌多；屋小不遮山，池多不妨荷。游鱼长一尺，白日跳清波；知我爱荷花，未敢张网罗。”如此诗情画意，令人想往，也难怪袁枚怡然自得，放情声色，不复作出仕之念。随园四面无墙，每逢佳日，游人如织，袁枚亦任其往来，不加管制，更在门联上写道：“放鹤去寻山鸟客，任人来看四时花。”如此美妙的居住环境，在此进行“诗话”，想必十分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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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后世以随园先生称呼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乾隆四年，袁枚开启了仕途之路，中进士后，被选入翰林院庶吉士，典型的“学而优则仕”的人生曲线。三年后，将其外放地方官进行历练，出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虽然在其为官处官声较好，却未得到进一步职位上的提升。在33岁这年，心灰意冷，对仕途失去热情后随即辞官，安心在随园生活，开启了文人闲居模式。尽管在四年后再度出任陕西官位一年后再度辞职，从此彻底告别政坛。《随园诗话》虽然算不得大部头的著作，在诗坛却久负盛名，是清代文学理论的重要著作，深得广泛流传，在现代也引起广泛读者阅读和喜爱，值得一提的是，这本小书是伟人毛泽东同志常常随身携带的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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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思维堪称这一著作的核心灵魂，在袁枚的主张下，认为诗歌发展到清朝已经日趋呆板，甚至形成了一定固态模式。他反感学者动不动就打着“盛唐”的招牌，扛起“杜、韩”的家当。诗话中驳斥了“宗盛唐”、“学七子”、“分唐宋”、“讲家数”等传统说法。袁枚反对模仿古人，但并不反对学习古人。他常常以李、杜、苏、韩四家和中晚唐以及宋代和元名家作为研究对象，并认为“古风须学前者，近体须学后者。”这本诗话，文笔浅白流畅，既有理论又有相当丰富的故事性，读来令人非常有带入感，兴趣盎然。如在书中有一篇《诗中作料谈》，充满了哲学思辨，读后让人觉得非常受益。“我曾经对程鱼门说:现代的人所以比不上古人，是因为他们胸中所读的书太少。我们这代人之所以比不上古人，是因为胸中所读的书太多。”这种列举无疑具有相当深刻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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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写诗，袁枚的最大论点是倡导性灵说，所谓的“性灵”，就是不一定非要讲境界的大小，格调的高低，只要能自然地有趣地反映诗人一时的感受，就可以写出很好的诗作。因此他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按照袁枚的理论，性灵大致与性情相等，都是指诗人真情的抒发。认为“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又说:“文以情生，未有无情而有文者。”在书里，袁枚一些内容的小题非常有趣，如“切勿抄袭”这一标题，阐述了抄袭的有害。他说:“古代没有类书，没有志书，也没有字典，因此在《三都赋》、《两京赋文》中,谈到树木就有若干,谈到飞鸟就有若干，一定要等到遍查群书，广泛采集风土人情，然后才能写成文章。如果能够达到才情丰富，词藻华美,便会引起众人钦羡，轰动一时。左思所著《三都赋》,之所以能够洛阳纸贵,只是因为家中购置这么一本书,便可当作类书、郡志来读罢了。所以写成这么一本书也就需要个十年八载。现今的类书、字典,都非常齐全,假使左思出生在今天，一定不会作出这种辞赋。即使作了，也不过是从故纸堆中翻录摘抄,一两天就可写成。而将它抄录下来背诵的人，也不会有。现在的人作诗写赋，喜欢运用繁杂琐事及冷僻险韵,认为篇幅越多越好，这其实是一种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