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竹书纪年》说：舜囚尧，舜野死，而与历史中的说法却相反？黄帝|禅让制|颛顼|共工|史记

我们先不讨论尧、舜、禹的帝位更替的真实情况，先明确一个基本概念，《史记》是历史，《竹书纪年》也是历史，是衍生于不同历史体系的史籍。《史记》遵循的是鲁国史官的历史观，脱胎于孔子的《春秋》和左丘明的《左传》，同时又有秦朝的官方史书《秦记》的内容融合。《竹书纪年》是晋国史官和战国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史书，目前公认的是其记载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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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价值来说，《竹书纪年》原本是要高于史记的一方面是因为《竹书纪年》是晋国和魏国史官修订的编年体史书，其并非一代人的作品，而是历代晋国一系史官留下的历史记录。从这一点来看，《竹书纪年》大部分都是当时人，记录下来的历史事件，今人写今事，其可信度要远高于后人写今事，毕竟艺术加工的水分要少很多。第二方面，晋国作为仅次于齐国的古老大国，其对西周、东周的历史事件参与度要远高于其他诸侯国，所以晋国史官的视野要高很多，其对历史重大事件拥有最直接的旁观者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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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像《秦记》这样后崛起国家的史书，因为其原本毕竟弱小，很多历史重大事件参与度不高，其史官的记载更多是道听途说，而事件公告上摘录的内容，历史价值就差很多了。最后是目的性不同，司马迁修《史记》的目的是“成一家之言”，有为自己代表的儒家集团站台和提供历史基础的思想，这是儒学在汉武帝时期开始盛行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相比与《史记》，晋国时期的历史背景更加的开发，晋国自古就是一个勇于开拓，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国家，而《竹书纪年》的修订目的也相对单纯的多，晋国、魏国不同于秦国并没有明显的学说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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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几个条件来看，《竹书纪年》的历史可信度要明显高于《史记》，但是不要这么着急下结论，现存的《竹书纪年》分古本和今本，两套体系，古本没有记载五帝时期的历史，而今本记载了五帝纪，但今本是南宋到明朝这段时期才出现的，所以历史价值大打折扣。《竹书纪年》于西晋时期被发掘出土，西晋时期部分学者进行了注释和考正，五胡乱华时期，出土的原文竹简丢失，注释本和考正本传世，可惜的是在宋朝的时候，这些有限的注释和考正本也丢失了。《今本竹书纪年》出现元末明初，《古本竹书纪年》是清朝嘉庆年间的学者，收集《竹书纪年》的撒落文字，编辑出来的，两本《竹书纪年》最大的区别就是今本有五帝纪，而古本没有，清朝很多学者认为今本是明朝学者从《宋书·符瑞志》和志怪小说上抄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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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囚尧、禹流舜，对禅让制的质疑《竹书纪年》中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再结合舜去世的历史：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也就是说，帝尧年老之后，在部落联盟中的威望逐渐降低，于是舜趁机将尧囚禁在平阳，不久又把尧的儿子丹朱囚禁起来，让他们父子无法见面，最终夺取了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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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年老之后，因为禹治水有功，威望日渐隆重，代替舜行使首领的权力，舜逐渐被架空，不得已外出南巡，最终死于苍梧，埋葬在了九嶷山，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双双跳入湘水殉情。无独有偶，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在其著作《韩非子》中，也讲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甚至唐朝李白的《远离别》一诗中也有：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云：尧幽囚，舜野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