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兴利|春秋战国，法家支派，齐法家有什么思想特点

秦王扫六合，却二世而亡，三晋法家和齐法家有何不同？齐法家思想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以法为核心，融道、德、礼、法、仁、爱、义、利、威、信为一体。三晋法家只注意了力，却忽视了民；看到了“强必王”，但却只见“强”不见民。在他们眼里，民只是被统治的对象，而民只要使之以赏驱之以刑就够了，除此之外便无须再考虑更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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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法家不同，他们继承了春秋以来的重民思想，以民为之根本。《管子》曾引用管仲的话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这是说百姓是国君之本。《管子》在另一处还说：“夫霸王之所使也，以民为本。”这并不是一两句堂皇的宣言。齐法家认为：“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要夺取天下、统有天下，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他们认为历史是这样写的：“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欲得天下，不但要得民，而且必须多得民，必须赢得天下广大民众的拥护。“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这就是齐法家对得天下与得民关系的一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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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得民呢？基本的手段是德和刑，即“德之以怀也，威之以畏也，则天下归之矣”。但这德不能只是动听的许诺，要赢得民众，必须先有利民、爱民的实举。《小称》篇载管仲告诫君主说：“我有过为，而民毋过命。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以为不善。故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同于（自）家矣。故先王畏民。”这里，“天听自我民听”的神秘色彩已被抹掉，也不再像墨家那样把这精明的“视”者送入天宫或扮成天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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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对君政的反映敏感、明察，君在对待民的问题上掺糠使水，绝不会赢得百姓的爱戴。所以，齐法家要求君王“与民为一体”。齐法家心目中的民是一个整体，他们的高明在于发现了民作为整体的力量。民分为个体是渺小的，但合为整体就是伟大的。所谓“与民为一体”则运用了这一高明的见解，把“得民”变为寓己于民。把民的力量变成自己的力量。齐法家对君与民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比较准确的判断，尽管“君与民为一体”的说法掩盖了君同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生存于同一个社会系统中，发现并正视他们利益之间的依赖关系，并尽可能地化冲突为和睦，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显然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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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法家对民的这种态度比之三晋法家与民为敌、与一切人为敌的理论高明得多。无论如何，君王不能总在与一切臣民都针锋相对，在箭上弦、刀出鞘的状态下，甚至永无休止的生死博斗中生活。三晋法家把君主变成了孤家寡人，他们那种虽独尊但却连眼也不敢眨，连饭也不敢吃、觉也不敢睡的君王实在难当。这种理论既不符合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需要，也不利于君王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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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法家对民的力量的认识，对君王、国家同民的关系的上述分析，决定了他们在政治决策上，在法律上不能不充分考虑民的要求。在立法布令上，齐法家的基本态度是“令顺民心”。既然君王“与民为一体”，民的利益自然联系着君的利益，君王立法布令就应“发于众心之所聚”，体察百姓的好恶，“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令顺民心，就应“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令顺民心，就应“为民兴利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