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家族|莫言得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为何被群起而攻之？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奖|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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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文人相轻的传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也未能幸免逃过。莫言不曾刻意，甚至不曾有过料想，未来的某一天，诺贝尔奖会垂青自己。2012年，莫言成为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首位中国人。然而，奖杯伴随争议同行。各种口诛笔伐，也随时恭候着莫言。一介勤勤恳恳的作家，一位为中国赢得国际声誉的笔者，终究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2008年的一个夏天，西班牙《国家报》对莫言进行采访。当被问及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上，何时出现中国作家的名字，他沉默地思考片刻后，谨慎地告诉采访人员，“或许100年之后吧”。这句答复落音四年之后，中国作家莫言被授予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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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奖杯，令莫言从此陷入到尴尬的境地。同行非但不敬重他，反而还集体反目。对莫言的批判才刚刚开始，市面上围攻他的书籍层出不穷。那些名人名家们，无不参与到口水战中，一波未平，又起一波，把莫言弄得个孤立无援。而百姓大众们，也不比名流们仁慈，批评、谩骂，声声不绝、乌烟瘴气，差一点要拿出祖宗的牌位来。莫言并没有以暴制暴，而是温和处理、一如当初。斯德哥尔摩所发表的获奖感言，其实已经吐露他的个人心声：不为名利，只为作品。用好作品报答社会，才是作家最大的职责与骄傲。对莫言领奖的质疑，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专业水准不够上乘，作品价值有待掂量。第二，嫉妒莫言走红，文人心态不平和。第三，揭露中国社会不为人知的阴暗面与劣根性，在阅读上造成读者很多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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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无端揣摩莫言作品的用心，说其投西方评委之所好，不惜黑化、矮化中国人，有违中国人之良心。对莫言人格侮损、攻击，没完没了、不休不止，很多已脱离文本研究的意义，转向所谓“大是大非”的结论定义之中，令人鄙夷、不齿。当舆论缺失正常导引，必将滑入另一个极端，无辜的莫言被牵扯进来，一日不得安宁。莫言有他的信仰，不肯歌功颂德，一个敬业有良知的作家本色，不愧如此。莫言的作品，没有被客观对待。多数人抱着看热闹的心理，随意给莫言泼脏水，反正是法不责众。他们对丑陋的国民性格视而不见，一味地把莫言作品的深刻当尖刻，主观上一口咬定莫言无底线、无原则，将笔下的中国民众肆意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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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辩解其实很中肯，文学本身具有一定范围的创造性，不是一笔不差的实验性记录，拿起笔就义务需要唤醒人性与理性的回归，过去的那些罪恶与悲剧，我们当代人不能重蹈覆辙。莫言的作品既现实又魔幻。在文学的表达方式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恶。但任何人没有权利，将这种好恶强加在作家头上。写作的自由，是一次精神与思想的解放。人世间既有美好，也有丑陋。文学不应只体现美好的人物和事物，更应该将藏污纳垢之地暴露。人类只有在反思中才能不断前进。遗忘历史是背叛，是犯罪。失语的村庄，更需要有人去关注、去读懂。莫言在村庄中长大，饥饿是村庄记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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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作品为诺贝尔奖所青睐，别有用心之人竟炮制出一套说辞：对西方评委溜须拍马，他何德何能啊？漏洞百出的言论，既不对个人负责，也不对文化负责，更不对常识负责。80年代的莫言，尚且不知瑞典在地图上的位置，他的《酒国》、《红高粱家族》等著作，又怎么会得以先知诺奖评委的口味？在西方出版的译介屈指可数，只有《天堂蒜苔之歌》、《红高粱家族》、与《生死疲劳》这三本。法国作家萨特，对莫言的评价，还算得公允、严谨。莫言笔下的民间故事，让他一个外国人啧啧称奇。莫言既十分熟悉底层社会，又将文学想象发挥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