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慈铭|“日记学”成为别致的文学现象背后：擦亮日记中的真实镜像康有为|鲁迅

大众日报采访人员卢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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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小人物各类日记的整理、出版、研究工作如火如荼，所谓“日记学”颇具规模，也使“日记”这一特殊的文字品类，增添了更多的认知可能，成为一道别致的文化现象。
日记作者大多按年月日记录当时的时代背景、经济动态、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友朋往来、私人生活等不同侧面，内容包罗万象，蕴藏丰富。这让众多读者在大饱眼福的同时，也得以在碎片化的阅读中，拼接日记主人的人生轨迹，汲取深厚广博的智慧。
日记作为映照作者与现实之间的一种镜像，有时是平面镜，有时为哈哈镜，成像效果各异。故在整理、出版及阅读日记时，需仔细分析、甄别和研究，不断擦亮日记的镜像。
写给自己与
写给别人的日记
“市面上很多名人写的日记，除了基本的事件记述，凡对历史和人物时事的评论感想，在多大程度上可信？会不会是故作姿态的笔尖表演？因为他们知道这日记早晚是要公开的，所以有所取舍。我倒喜欢在旧书市淘一些普通人写的日记，有趣又真实。”8月15日，在济南中山公园买书的市民韩少飞说。
日记犹如当下的朋友圈，作者在选择“对所有人可见”或“对自己可见”时，所顾忌的程度肯定不同。比如鲁迅先生的日记，最初具有备忘性质，不具备“作品性”，也不亲近读者。鲁迅生前并不准备发表自己的日记，在鲁迅手定的著述目录二纸中，就不包括日记。
在日记体杂文《马上日记》中，鲁迅先生曾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谈到自己的日记。对于自己日记的读者，鲁迅强调说：“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至于日记的内容，他写道：“我的日记……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
对于自己特意写给别人看的日记，鲁迅曾有过率直幽默的自白：“因为这是开首就准备给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于己的事，现在总还要藏起来。”对于那种“以日记为著述”的日记，比如“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都记录在那里面”的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鲁迅颇不以为然。
晚清文史学家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从1853年到1889年，36年间铢积寸累，洋洋数百万言。对这套日记，鲁迅曾以调侃的口吻评价道：“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试试”，但同时也指出此书“不像日记的正脉”。
依鲁迅先生的逻辑，“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心态偏离了日记正脉。正是由于日记具有相当的私密性和敏感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名人时贤的日记很少公开，很少引起关注。就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而言，1927年9月郁达夫《日记九种》的出版，曾轰动一时。
近年来，现代人物日记陆续出版。这里面包括新整理的，也包括重印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来躺在主人的全集里，现在单独走出书阁的日记。一些大的出版机构已不是零星出版名人日记，而是以丛书的形式系统推出，有的丛书多达百本。
迄今日记的出版，其种类一般分为三类：一是社会政治内容为材料的，如赵烈文《能静居日记》、曾国藩《曾国藩日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翁同龢《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等，此类日记作者身在官场，见证了诸多历史转折的细节，其所见所思是研究当时历史的最基本的资料；第二类属学术类日记，如锦绶《记汉书日记》、吴寿萱《治算学日记》等，严格来说，是在“经学”范围之内的，只在小圈子的读者中流传；最后一类洋洋洒洒，是纯粹私人性的产品，即日常生活的“实录”，如最近重新出版的山西太原赤桥村清代举人刘大鹏所著《退想斋日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