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分析观念与中国哲学的当代建构

作者:江怡(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教授)
国内哲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西方哲学在中国主要以方法论见长,而中国哲学则以哲学观安身立命,由此与西方哲学分道扬镳。表面上看,这个说法似乎很有道理。然而,如果我们追溯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并非如此。而且,两种哲学讨论的问题在思想深刻性上存在着惊人一致,以至于我们在讨论中国哲学时难以回避西方哲学的思想触角。事实上,中国哲学的当代建构不仅依赖于哲学家们的思想洞见,更依赖于哲学家们对分析观念的思想解读和有特色的运用。
作为方法的分析与作为观念的分析
1948年,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明确地把逻辑分析视为中国哲学亟须弥补的重要思想训练。他说:“中国哲学历来缺乏清晰的思想,这也是中国哲学以单纯为特色的原因之一。由于缺乏清晰思想,其单纯性也就是非常朴素的。单纯性本身是值得发扬的,但是它的朴素性必须通过清晰思想的作用加以克服。清晰思想不是哲学的目的,但它是每个哲学家需要的不可缺少的训练。它确实是中国哲学家所需要的。”从现代中国哲学的早期构建过程可以看到,正是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等哲学家们的努力,使得具有深厚历史文化根源的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哲学实现了交融对接。这里的现代哲学不仅包括胡适推崇的实用主义的科学实证方法和冯友兰采用的新实在论的思想理路,而且包括张岱年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思想。这些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观念方法被用于解释中国传统思想的经典古籍,由此使得中国历史上的经史子集学问被诠释为关注宇宙—人生、殊相—共相、理性—情感、科学—社会等问题的中国哲学学说。在解释这些哲学学说的过程中,分析不仅被作为一种方法而普遍运用于经典文献的解读中,而且被认作一种哲学观念而用于说明中国哲学的普遍性质。
张岱年的《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被誉为运用分析方法解析中国传统哲学的典范之作。他在书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古典哲学范畴的总体框架,这个框架是按照从普遍到特殊的逻辑顺序和历史上思想家提出范畴的先后顺序展开的。他指出:“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有其逻辑的必然性,但是哲学范畴在历史上出现的先后次序并没有构成一个严格的逻辑顺序。”在这里,他一方面反对勉强地把历史次序安排成一个逻辑顺序,另一方面又强调根据范畴的逻辑层次安排中国传统概念范畴的论述次序,即从普遍到特殊和由简至赜。张岱年对范畴的逻辑层次的理解,很好地体现了他的分析思想。从普遍到特殊,就是从概念的一般内容出发,进而深入到概念的具体对象,由此揭示这些对象内容中包含的普遍观念。正如亚里士多德范畴体系肇始于“实体”、黑格尔逻辑学以“有”“无”为起点,朱熹、吕祖谦的《近思录》以“道体”为开篇,陈淳的《北溪字义》卷上首列“命”“性”“心”,戴震的《孟子字义疏正》则以“理”居首。这些都体现了由普遍到特殊的逻辑安排。由简至赜,是从相对简单的概念出发,由此逐步进入到更为复杂的范畴。由概念到范畴,这不仅是概念分析的主要步骤,也是人类认识的重要顺序。张岱年根据这个分析原则,选取了十六对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认为它们最具有中国特色,即天人、有无、体用、道器、阴阳、动静、常变、理气、形神、心物、力命、仁义、性习、诚明、能听、知行。虽然其中某些范畴与西方哲学范畴有相通之处,如有无、动静等,但它们代表的却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内容。张岱年正是以分析的方法创造性地构建了中国古典哲学的概念范畴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