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应奇、张容南：解读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增订版( 二 )

政治哲学需要历史：伯林注重“谈论的内容”，罗尔斯注重“对谁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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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德·威廉斯指出，伯林（左）和罗尔斯（右）都证明了政治哲学需要历史
学术界经常流传一种说法：罗尔斯的《正义论》是此前陷入断潢绝港之态的政治哲学复兴的真正标志。但是同样已经有史家指出，《正义论》之前的当代政治哲学并非一无可为。事实上，从“二战”结束开始，以波普尔、塔尔蒙、阿伦特、哈耶克和伯林本人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家和观念史家们就已经在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上作出了各具特色的卓越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政治理论还存在吗？》既是对意识形态终结时代之终结的挽歌，也是政治哲学复兴的先声。虽然《正义论》本身的容量和深度足以让我们将其作为此前已经开始的政治哲学复兴趋势的某种总结，但是它究竟能否成为伯林笔下的“二十世纪政治哲学的权威著作”，则恐怕又会成为一个仁智互见的问题。但是，无论人们怎样在伯林和罗尔斯之间互为轩轾，就正如伯纳德·威廉斯所指出的，他们两人都证明了政治哲学需要历史。威廉斯把伯林的观念史研究视作他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哲学终结论”的一种反应，高度肯定“智识史研究乃是以别样的手段继续哲学事业的方式”，此语无疑可以看作是在回应施特劳斯所谓“在一个智识衰退的时代，智识史的研究就具有了哲学意义”。只不过在伯林那里，政治哲学本身就是由历史构成的；在罗尔斯那里，政治哲学预设了一种历史叙事。按照威廉斯引入的区分，伯林比较注重“谈论的内容”，而罗尔斯比较注重“对谁谈”。但是从“政治哲学可以成就什么”的角度看，政治生活的基本单位既不是推论思辨的自我，也不是敌友关系；既不是爱国主义的公民战士，也不是好讼者，而是强者与弱者、有权者与无权者的关系。如果这样设想政治哲学所谈论的内容，那么这种“内容”的“听众”就可以是传统政治哲学所设想的每一种听众：君主、公民和建国者，这种“内容”可以被认为是面对所有人的，因为它是对人性发言的，是针对政治的唯一确定普遍的素材的，这种素材就是权力与无权，恐惧与残忍。
现实主义者？“伯林：俄国传统、英国传统和犹太传统塑造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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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应奇、张容南：解读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增订版】以赛亚·伯林著作《卡尔·马克思》（1939）、《反潮流》（1979）、《俄国思想家》（1978）
克劳德在他的伯林思想研究传记中以“刺猬与狐狸”的著名隐喻开篇，他关于伯林思想的三大论题和三条主线的论述实际上是从伯林自己在接受一次访谈中的夫子自道引申出来的：“我是由三个传统所塑造的：俄国的传统、英国的传统和犹太的传统”。被历史主义浸润的广义经验主义，一元论和多元论的悲剧性冲突，以及文化归属的普遍作用和价值，这三者最终指向“对人性的恰当理解”。伯林的遗嘱保管人哈迪把伯林的精选集题为《人性的恰当研究》并不是偶然的，而从篇目和内涵来看，《扭曲的人性之材》几乎可以说的《人性的恰当研究》的缩编版。此书从伯林晚年在意大利的演讲《理想的追求》开篇，在展示伯林的观念史学研究之专擅乌托邦观念、维柯、相对主义、迈斯特尔以及浪漫意志的神话之后，以把人性喻为“压弯的树枝”的生动意象压卷，完整体现伯林毕生志业之线索和轮廓，可谓伯林思想之微型肖像。与格雷那种激进和保守并举的夸张甚至乖张的伯林解读不同，克劳德更为平实和克制地把伯林定位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在《扭曲的人性之材》所附那篇关于罗素《西方哲学史》的早期书评的最后，伯林写道，“理性所能自由发挥作用的那些清醒的间隔时段是多么少，相距多么遥远，而当它摆脱枷锁的时候，它的成果是多么丰硕，它所起的作用是多么美好”。准此以谈，伯林以对浪漫主义之根源的深度挖掘，而归宗于现实主义的精神旨趣，这确乎既非偶然，也不出人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