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卡夫卡说，人不可没有坚不可摧的内核而存在，这正是翻译家叶廷芳的写照( 二 ) 话剧|直播开国大典|新中国|田

治学严谨
在钱、杨那里，对时间的珍惜与对治学的严谨是一致的，决不拿时间换产量。记得在菜园劳动时，我们年轻人曾聊起翻译问题，互相询问一天能译多少字。一般回答都是2000字左右。于是我不无好奇地问杨先生，等着她3000-4000字的回答。想不到她的回答却出乎意料：“我想平均起来每天也不过500字左右吧。”她见大家愣在那里，又补充说：“我翻译其实是很慢的，我首先要把每段话的原意弄清楚，然后把每个原文句子统统拆散，再按照我们汉语的语言习惯重新组织句子，把整段话的原意表达出来。”用现在一句流行的话说，她追求“神似”而摒弃“形似”。怪不得读杨绛的译文，遇不到一般译著中经常出现的欧式句子，甚至佶屈聱牙的译文。经过语言的提炼，杨绛的译文比一般同类译文的字数要略少一些。杨译的这一特长，恐怕多半得益于她早期的戏剧、小说乃至诗歌的创作实践，练就了一手过硬的母语功底。就翻译的风格而论，杨绛的译法庶几跟19世纪欧洲流行的一种译风有关。当时那里人们追求一种内容传神而译文地道，却不拘泥于逐字逐句的真实。鲁迅的裴多菲诗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堪称这类翻译的中国典范；匈牙利原文并非整齐的格律诗。
杨绛的翻译主要是小说，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审美特点，即都属于“巴洛克”风格，俗称“流浪汉小说”。她译的法国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西班牙中篇小说《小癞子》和西班牙长篇巨著《堂·吉诃德》概莫能外。巴洛克审美风尚盛行于17世纪，主要流行于以意大利、西班牙为代表的中南欧地区。它以一种“怪怪的”艺术风貌与当时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典雅、庄重的“古典主义”相对峙，故被主流文学艺术史家们所排斥。直到20世纪它才被人们重新接纳，甚至成为“座上客”。君不见德国格拉斯因写了“新流浪汉小说”《铁皮鼓》而荣登诺奖宝座。但在90年代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巴洛克文学艺术依然是个禁区，以致那时我国自己编写的外国文学、艺术、美学史书中，连“巴洛克”这个术语都很难找到！实际上在文艺复兴式微以后，恰恰是“巴洛克”以巨大的创造活力打破了古典主义仅仅从形式和风格上继承文艺复兴的教条主义僵局，推动了文艺复兴的创造精神在欧洲文学艺术中的继续发展，并诱发了浪漫主义的产生和后来现代主义的兴起。说起来多么悖谬：仪态典雅、端庄的杨绛先生对那些像模像样的“主义”一一扭过头去，唯独接受了这个“不修边幅”的欧洲艺术的“流浪汉”，在周围同行们普遍避讳“巴洛克”这个禁区的时候，她毅然闯了进去，一本接一本地翻译了起来，不能不佩服她的艺术慧眼、胆识和勇气！

文章插图
叶廷芳与杨绛合影
杨绛先生在欧洲留学多年，有着过硬的英、法文功底，在她那个年代英、法语世界有多少重要的文学作品值得她去新译或重译啊，但她偏偏对《堂·吉诃德》情有独钟！是的，这是巴洛克小说的代表者。然而它的原文恰恰是杨绛还没有掌握的西班牙语！而她又不满足于通过其他外语去转译。于是年届半百的她决心迎接这一挑战：再学一门外语——西班牙语！经过20来年的学与译，她终于攻克了她的翻译生涯的最大堡垒——《堂·吉诃德》的西班牙语翻译！为此西班牙国王亲自为她颁奖。但杨先生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使她这部扛鼎译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她“走到人生边上”的时候，多少重要的工作等着她收尾，她却仍以巨大的毅力将这部70万字的巨著重新校订了一遍。这使我想起德意志文化中一位哲人——卡夫卡的箴言：人的心中是不可没有一颗坚不可摧的内核而存在的。这面镜子又让我们照见了杨绛先生不愧是学界典范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