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史记》传中华文化精神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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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兹生《史记》英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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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日本现代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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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法译本(友丰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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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
《史记》《水经注》《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孙子兵法》……在历史长河中，先人留下了对自然、对历史、对社会的认识和精粹总结，成为中华民族人文社科领域的经典。这些典籍因其重要价值被传播到世界各地。
从今天起，“悦读空间”版推出“中国典籍在海外”栏目，让我们细数这些经典之美，看它们在异域开出的花。
——开栏的话
沐浴在数千年历史辉光下的中国人，是幸福的!
《史记》给予中国人的精神滋养，就是一例。史学界赞誉司马迁开创纪传体史学范式，文学界感叹《史记》的文辞长短相错、文采风骨尽在。在世界观、人生观的角度，司马迁提出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人生价值观，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成为影响世界的一种中国文化精神。
笔者以为，司马迁对后世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实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人生目标。这种“立言不朽”的榜样力量，激励后人以创新、传世意识著书立说，成为贯穿2000多年中国文化发展史的一种特质，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罕见的。
身为魏晋帝王的曹丕有“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论；南宋自学成才的郑樵，隐居夹漈山编纂数万字的纪传体通史《通志》；明代李时珍“搜罗百氏”“采访四方”，历经40年完成《本草纲目》：清初顾炎武，以“明道”“救世”为宗旨，历经30年编成反映明末清初思想风貌的学术专著《日知录》。扬雄的《方言》、班固的《汉书》、王充的《论衡》、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洪迈的《容斋随笔》……今天中国人能读到的绝大部分经典著作背后，几乎都有司马迁的影子。
《史记》在亚洲世界
《史记》在亚洲传播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几乎与中国大陆同步。
处于汉字文化圈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家，社会主流阶层从国王到大臣、再到贵族子弟的教育，均阅读和学习《史记》，并历经从抄写、刻本传播到用当地语言选译、节译、全文翻译传播的历史阶段。
公元600-604年，《史记》由遣唐使带回日本。公元701年日本颁布《大宝律令》，规定专攻史学纪传的学科需学习《汉书》《史记》等。平安时代，《史记》是嵯峨、清和等4位天皇学习的中国典籍之一，明治天皇每逢二、七日专门攻读《史记》。奈良、平安时代，《史记》是日本宫廷教育的必修课，室町、江户时代，《史记》是日本政治家和各藩王开设的子弟学校的必读书。据覃启勋的研究，《史记》直接影响了日本历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诞生。1978年日本明德出版社出版的《史记研究书目解题》记载了670部研究专著。笔者日前查阅日本国会图书馆书目，发现以“司马迁”署名的图书有199种，包含《史记》的日语译注本、点校本和日文翻译本。
《史记》约在东晋时期的317—420年间传入朝鲜半岛，并以汉文文本的形式传播。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公元372年，高句丽“立太学，教育子弟”，除讲授“五经”外，还讲授包括《史记》的“三史”。公元1425，朝鲜铸字刊印《史记》，颁赠文臣。之后刊刻崔岦编纂的《汉史列传抄》和以朝鲜国王名义编纂的《史记英选》木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