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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文学评论更有力量】
作者：赵海菱（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1944年春天，翻译家、文艺理论家傅雷在《万象》杂志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对张爱玲的作品进行鞭辟入里的评论。在分析《金锁记》时，他对其人物刻画之入木三分、意境营造之出神入化、语言技巧之鬼斧神工等都予以激赏，认为这部作品“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同时，傅雷对正在《万象》连载的张爱玲长篇小说《连环套》彻底否定，认为无论内容还是语言风格，皆流于恶俗，预言这部作品“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正告作者务必爱惜自己的才华，严肃创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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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被茅盾撰写评论推荐后，成为广受欢迎的作品。图为1981年出版的连环画版《百合花》。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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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1月,茹志鹃致信茅盾，感谢茅盾先生为其新作品作序推介。资料图片
年少气盛的张爱玲对傅雷的耳提面命大不以为然，写了《自己的文章》聊作回应。晚年的她翻阅《连环套》羞愧难当，坦言“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重读傅雷的这篇评论文章，感觉仍不失为一篇见解不凡、文采斐然的妙文，给人以艺高人胆大、赤诚相见的鲜明印象。我们依然期待这样“有力量”的文学评论文章。
对好作品“叫好”也是有力量的评论
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本为文学之双翼，是一种相互砥砺、并驾齐驱的关系。但很长时间以来，文学评论似乎只会说“好话”了。并非文学评论不能褒扬，也并非文学评论必须吹毛求疵，这里所说的“好话”，实际上指的是那种“强将笑语供主人”式的言不由衷的“好话”，或是那种“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式的人云亦云的“好话”，或是那种“皇帝的新衣”式的自欺欺人的“好话”。
假如文学作品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境，又何尝不可以拍手称赞、逢人说项呢？这种毫无保留的“叫好”，同样亦是“有力量”的评论，而且意义重大。
1958年3月，茹志鹃在《延河》发表短篇小说《百合花》，以灵妙之笔写残酷的战争题材，讲究铺垫与神韵，讲究留白与象征，与当时流行的英雄书写风格迥异，却令人内心深受震撼。
茅盾慧眼识金，读后立即为之撰写精彩评论，通篇都是赞语。《百合花》得以转载于当年《人民文学》第6期，赢得好评如潮，至今仍是脍炙人口的经典佳作。设若当年没有茅盾的披沙拣金和着意推举，《百合花》销声匿迹于当时的文化语境之中，恐怕是极有可能的。
培养优异的审美直觉和悟性
识人贤否不易，道作品长短亦难。好的评论家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与出色的理性思辨能力，更要有优异的审美直觉和悟性。二者兼具，方能对作品的内涵进行精辟阐发，方能对作品的得失作出令人信服的评判，并提出中肯的建议。刘勰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操千曲”与“观千剑”，意味着长期不懈地流连于古今中外文学原创经典，孜孜不倦地含英咀华。
应该说，诗乃一切文学之核心。无垠的想象、极致的抽象、神秘的哲理，最是集中于诗中。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无不是诗性的充分呈现，《红楼梦》《阿Q正传》《雷雨》《哈姆雷特》《堂吉诃德》《局外人》《老人与海》《边城》……我国自古就是诗之王国，天人合一观念始终统摄着文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象思维从来都是文学创作的看家本事。要加倍增强审美感知能力，必须多读诗，多读诗性之作。中国古代的诗话，对培养审美眼光尤为得力。而西方深刻的文艺理论著作，则有助于提升我们的理性思辨能力，深化对文艺作品的理解，并启迪我们找到恰当的研究视角与学术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