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女性而言，“听话”是最没有想象力的( 二 ) |厌女|写作|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这当然是“女性写作”某种巨大的意义。 “女性写作”“女性叙事”在学术表达上无疑并不够严谨，但它的意义在于被命名本身。我们几乎不谈“男性写作” ，而从性别维度强调“女性” ，在于汇集目光的必要。 “我们不要互相背弃，我们是受到伤害的整体” ，简·奥斯丁在《诺桑觉寺》中借主人公之口脱口而出的话，很大程度上是作者本人的声音。在结构性的约定俗成和限制下，各种艺术门类的“女性叙事”都会被置于文化边缘。在主流叙事之外的个体经验表达，会被定义为不够体面的“自传”或不痛不痒的小叙事。长期以来被忽略的内心和声音，会以另外的阐释方式被遮蔽，狭窄的生活、作品的缺陷、对自我的反叛等等。而涌现出的“女性榜样”也变得孤立了，我们赞美她的同时，赞美的是一个成长的孤立的天才式个体，我们看不到群体命运改变的可能性。
“听话” ，我们将继续待在原有的结构与语言表达中。那些对于生活的阐释方式，让我们觉得安全、省事、易于获得共鸣，却恰恰绕过了主人公作为主体的人本身。观念传统的母亲在旧有结构认知里理解女儿，无疑女儿会被谴责。女儿有一个旧有结构里“正确”的生活模板，关乎减肥、变美、找到“靠谱”的男性保护者、本分看铺子等等。但在女儿的心里，二十出头的她会这样定义自己的生活面貌与个体价值吗？她内心丰富、幽微、隐秘的情感，对世界的好奇，对爱的渴望，就这样进入了一个平稳的赛道，过去、当下与未来，约定俗成的规训与期待……作为具体的个人，女儿拒绝了这样的叙事。
想象：关注具体的个人
“不听话”会引起原有权力主体的恐惧，《如何抑止女性写作》里写到各个时代“女性写作”所遭受的嘲讽与质疑，
“让他们恐惧的不是陌生化。而是对于熟悉的事物的重新解释” 。 “女作家一次又一次地闯入了正典，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她们不同寻常、特立独行，她们的写作手法怪异，她们的想法‘不合时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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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抑止女性写作》， [美]乔安娜·拉斯著，章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11月。
其不合时宜处来自于两个层面，一是在叙事技巧上，在以男性主题话语所定义的经验世界里，女性角度的阐释挑战了所谓的客观性与绝对标准。 “他者”艺术的存在本身一旦被承认，线性的等级系统、秩序、标准都需要被重新定义。二是在叙事经验上，在“他们”表达过的领域， “她们”发出了新的声音，这产生的结构性震动力量在于， “中心”与“边缘”的位置都是被建构的。女性叙事所表达出的异质性的经验，能够多大程度地被理解和接纳？表达的要义，就在于确认经验的存在，呼唤产生新历史建构的可能性。
叙事作为手段，最大意义是经验的表达。然而，在女性群体内部，如何看待自己的经验，也经历着变化发展的过程。 “厌女”的反思并非仅仅存在于两性对立或社会经济的结构中，同时存在于女性内部的发展与认知中，涉及到理性之外，最富有想象空间的部分，即人们幽微丰富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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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女》， [日]上野千鹤子著，王兰译，上海三联书店， 2015年1月。
作为一个自认为写作过女性故事的小说写作爱好者，我也是从阅读《厌女》开始，慢慢发现自己身上“厌女”的幽灵。如果由我来写作这个故事，大概率我会写成一个创业成功的看铺子故事。一个是花费大量精力为了向母亲证明自己的女儿，一个是始终无法理解女儿最终选择阶段性和解的母亲。这样的故事显然背后也有着某种模板。例如，即使在母女这样密切的亲密关系中，我们也需要社会财富和地位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结构下的“正典”式评价标准，现实主义，却缺乏生动的细节，是书面的“真实” 。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是乏善可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