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像集@鲁迅先生的汉画像收藏与著录( 四 )

第四篇为食堂。食堂即飨堂，是在祠墓前所建的祭神堂所。该篇共一卷，包括山东鱼台的永元食堂画像，山东济宁的永建食堂画像、寿贵里文叔阳食堂画像。
第五篇为阙室画像残石。所收录者为散落于各地的残杂画像，分为四卷。
第六篇为摩崖。摩崖为刻于山间崖壁上的画像和文字。该篇共一卷，包括甘肃成县的黾池五瑞画像，山东沂水鲍宅山的凤凰画像。
第七篇为瓦甓。瓦甓即刻在砖瓦上的画像，分为三卷，鲁迅没有列出细目。
由上述目录可以看出，鲁迅的确是想就自己的收藏，编成一部体例完整、内容丰富的《汉画像集》。而且，鲁迅对此一直念兹在兹。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随身就携带了部分汉画像的拓本继续进行研究。12月31日，鲁迅在《厦门通信（三）》中对李小峰说：“我最初的主意，倒的确想在这里住两年，除教书之外，还希望将先前所集成的《汉画象考》和《古小说钩沉》印出。”
1927年10月，鲁迅定居上海，搜集汉画像虽不如在北京时便利，但仍未曾忘怀。11月30日，鲁迅托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周建人到有正书局购得《汉画》两册，鲁迅翻阅后大为失望，称其“甚草率，欺人之书也。”这也说明，鲁迅自信能够编出一部有水平、有价值的《汉画像集》来。1929年3月23日，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说：“拟往北京一行，以归省，且将北大所有而我所缺之汉画照来，再作后图。”
遗憾的是，鲁迅的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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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像资料图片
鲁迅对汉画像艺术的主张
对于汉画像，除了发自内心的喜欢之外，鲁迅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那就是为新兴的中国木刻运动提供有益的参考。他主张将汉画像艺术与中国新兴版画相融合，创造出既继承传统艺术又能够焕发新的生命力的艺术作品。
1927年12月15日，鲁迅的青年朋友、画家陶元庆带着立达学园的学生来到鲁迅家中，选取了一部分汉画像拓本，在该校的绘画展览会上展出。1928年6月1日，陶元庆和钱君匋来到鲁迅家中，谈到在书籍装帧设计中采用古代铜器和石刻中纹样的设想，鲁迅大为赞同，“认为可以试探一下。因此，他就想到所搜集的许多汉唐画像石的拓本，说：‘我所搜集的汉唐画像石的拓本，其中颇有一些好东西，可以作为这方面的部分借鉴，现在时间还早，不妨拿出来大家看看。’说着，便端出一大叠拓本来，由于幅面很大，必须铺在地上才能看到全貌，楼上地位较窄，铺不了多少，便改到楼下客堂里，把这些拓本铺了一地，随铺随作解释，娓娓动听，铺了一层又铺一层，我们一时目不暇接，只能肤浅地浏览过去”。（钱君匋：《我对鲁迅的回忆》）
1935年2月4日，鲁迅在致青年木刻家李桦的信中说：“所以我的意思，是以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图，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结合起来，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9月9日的信中又说：“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由此可见，鲁迅收集汉画像的目的，一是出于对中国传统美术遗产的热爱，二是对这一宝贵遗产的传播与弘扬。
传播的最好方式就是出版，鲁迅念念不忘的也是设法将自己收集的这些汉画像印成画集，让更多的人分享。
1934年3月6日，鲁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谈到汉画像时说：“我在北平时，曾陆续搜得一大箱，曾拟摘取其关于生活状况者，印以传世，而为时间与财力所限，至今未能，他日倘有机会，还想做一做。”在3月24日的信中又说：“汉唐画象石刻，我历来收得不少，惜是模胡者多，颇欲择其有关风俗者，印成一本，但尚无暇，无力为此。”在4月9日的信中，鲁迅再次提到编印画集一事：“汉唐画像极拟一选，因为不然，则数年收集之工，亦殊可惜。”鲁迅的这一动议得到了姚克的支持，并表示可以把鲁迅所写的说明文字翻译成英文，以期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4月22日，鲁迅在复信中说：“石刻画象印起来，是要加一点说明的，先生肯给我译成英文，更好。但做起来颇不易，青年也未必肯看，聊尽自己的心而已。”6月9日，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说：“对于印图，尚有二小野心。一、拟印德国版画集，此事不难，只要有印费即可。二、即印汉至唐画象，但唯取其可见当时风俗者，如游猎，卤簿，宴饮之类，而著手则大不易。”鲁迅还想请台静农在北平代为收集拓本，一是补充自己收藏的不足，二是替换拓印效果不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