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人到中年，才明白《赵氏孤儿》的残忍，可惜多数人不懂( 二 )

纪君祥原名纪天祥，虽然生卒年不详，但从其名字可以看出，他的父辈对文天祥公怀有深厚的敬意，其本人更是以宋朝遗民自居，异族统治带来的失落感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染，让他对《赵氏孤儿》的情感较司马迁更为强烈，后者虽然被处以宫刑，忍辱偷生，却是生活在开疆拓土的大时代，不可避免的受到民族主义的鼓舞，所以即便有心悲情，也是浅尝辄止，他对《赵氏孤儿》的改编就充分体现了这种时代的特征，原本是家族丑闻，变成了宫廷上的正邪斗争，侧面反映出汉武帝时代，皇帝开始变得高高在上，矛盾下放到大臣之间，但故事的核心和最终出路，依然是忠君爱国的大团圆。而前者却是典型的亡国奴，他对赵氏的困境感同身受，剧作家的身份又让他对小人物的悲情刻画得心应手，这也是这一版本的《赵氏孤儿》更加催泪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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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比程婴的文天祥
但今时今日的日慕乡关却无法认同这种情感，甚至隐隐觉得有些可怕。
在纪君祥的笔下，程婴牺牲自己儿子的性命，挽救赵家公子，变成了忠义的模范，仿佛那个妻子十月怀胎产下的儿子，只是家里一个物件，如何处置全然在于他的一念之间，父母对子女的爱，孩子作为独立个体所拥有的生存权，全然被儒家文化中的忠义掩盖，变成了微不足道的牺牲品。没有人问过，那个新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仿佛他的出生，就是为赵家公子做替死鬼。
而赵家公子的特殊身份，让他天然具备更大的生存权力，不仅是懵懂无知的程家儿子要为他丢掉性命，作为他们家门客的公孙杵臼，更加义不容辞，主辱臣死、为主尽忠的传统文化戏码被发挥的淋漓尽致。
无论是程婴的大义，还是公孙杵臼的忠义，都源于儒家文化中孔夫子对“义”的设定，《中庸》对此的解释为：义者，宜也。可以解释为做合适的事情。那么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做什么事情才是合适呢？这又要追溯到儒家的另一个理念：“仁”。孟子曰：居仁由义。“义”是“仁”的出发点，“仁”是“义”的外在表现，鲁迅口中的“仁义道德”便源于此处。而“仁”被认为是儒家的终极美德，所谓“仁者爱人”，就是对“仁”最精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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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义是这出悲剧的核心思想
既然是爱人，当然也包括爱自己的孩子，那么为什么程婴要用自己的孩子去交换主人的孩子呢？
这就牵扯到儒家的第三个理念“礼”。
“礼”是个很奇怪的词汇，如果说“仁”可以解释为善良，“义”解释为正义，那么“礼”却很难从字面去翻译，更像是一种基于社会地位的等级秩序。《荀子·礼论》提到：礼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孔夫子认同了这种说法，他曾自言： “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如果按照这个脉络分解，程婴的做法就很清楚了，赵家是天潢贵胄，赵武的生存优先级当然高过程婴的孩子，如果非要二选一，自然要优先保全赵武，至于襁褓中的儿子，只能怨命运低贱，孩子自己怎么想并不重要，一则他刚刚出生，尚未有意识，二来他是自己的儿子，按照礼法，做父亲的有权为他做决定。
公孙杵臼也是，虽然他是有自我意识的成年人，但传统文化的渲染让他义无反顾的选择用自己的性命换取赵武的性命，取义成仁，不是儒家道德的最高境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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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藏匿赵武的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