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人到中年，才明白《赵氏孤儿》的残忍，可惜多数人不懂( 三 )

当然，这样解释并不表示程婴和公孙杵臼就的麻木的面对主人一家的冤死，他们完全可以用其他手段为主人报仇，但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主人的仇，最好由主人的血脉亲自来报。
为什么要坚守这种“血亲复仇”呢？依然要回到传统的儒家礼法。
无论是赵朔还是屠岸贾，都是上层的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恩怨应该由自身阶层的人来处理，其他人可以参与，却无法替代，以下克上，于礼不和。
解读到这里，《赵氏孤儿》的终极伦理就完全清晰了，本质上来说，这依然是士大夫阶层的一场仇杀，而忠勇的门客在“礼义”的感召下，用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帮助主人完成复仇，大肆渲染的父子人伦不过是“礼义”的垫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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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穗47义士
这种思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日本，也诞生了类似案例，德川幕府时代赤穗地方的城主浅野长矩，因为与吉良上野介打斗，被责令切腹自杀，在他死后，四十七位家臣矢志不渝，为主人报仇，并在成功以后集体切腹自杀。这便是日本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忠义楷模：赤穗47义士。美国作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菊与刀》中将家臣这种思维模式定义为“义理”，并称之为日本独一无二的文化产物，她不知道，所谓的“义理”，不过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分支，与“义”是同一概念。
也正因为这种今日看来有些陈腐的尊卑等级思想，《赵氏孤儿》在西方国家被做了刻意修改，例如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就把两个婴儿的生存权对立起来，女主伊达美理直气壮的质问丈夫：凭什么把活儿子拿给死鬼作贡献? 名分哪抵得上父和夫两个名称的神圣! 父子之亲夫妇情，这才是根本纲纪，才是整个民族的天然义务和维系。这纲纪是神授的，其余的都是人为。
不能不说，伏尔泰成功的将西方天赋人权的观念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故事中来，让《赵氏孤儿》有了崭新的内涵，更加人性，也更加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