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日记探微︱一位晚清知县的“文字世界”( 四 ) |北上日记|同治|粉妆楼|知县

这份书单至少包括50种书，此外丛书、经卷尚有不少，数量不可谓不少。这是由于延昌认为江西浔州地方偏僻，书不易获得，故而携带较多。此外，这份书单还记载了一些考试应用书籍如《钦定四书文》等等。延昌后来将此列入他所编的官箴书籍《事宜须知》中。《事宜须知》在晚清发行量很大，许多外放府县官员都以这书作为上任的指南，而这份晚清官员赴任时通行的行箧书目，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书单中的《律例便览》《纲鉴易知录》《学政全书》《圣谕广训》《聊斋志异》等书，也是周长森经常性的读物。看来，周长森的阅读可大致反映晚清一般基层官员的读书情况。
二、诗文输出与艰难的“文学下乡”
周长森的阅读带有强烈的功用目的，不仅体现于他的阅读主要服务于日常施政，也在于他的阅读明确地指向了写作这一目的。对周长森而言，阅读是写作最好的催化剂。无论做文章，还是写诗，周长森都十分自觉地先读再写。在这个过程中，诗文典范不仅是阅读的对象，也是写作的导火索。读物作为周长森写作的指南，留下了确定性的证据和痕迹。《莅官日记》中包含许多周长森创作诗文的记载，展示了他试图将个人的文学创作融入地方社会之中的努力。可惜，对一个偏僻的地方而言，这种“文学下乡”的举动面临许多困难。日记记载周长森继续文学活动的诸多不利因素，反映了坚持文学理想的不易。而这些诗文也成为他在偏僻地方继续文学事业的写照。
周长森并非专门的古文家，但需要写作时，他常常能通过即时性的阅读，完成高效转化，最终结构成文。例如，在同治九年六月十四日、十八日两天的日记中，周长森都提到曾经阅读《古文汇纂》。周长森这两次阅读古文并非为了消遣，而带着极强的写作目的。此后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周长森分别作了五篇文章《重修文塔记》《重建兵刑工三科房记》《重订书院章程记》《禁斗狮说》《上堡李盈浩再建石桥记》《重建署西厅屋易名金粟堂记》。周长森在崇义县任知县，正值太平天国战乱之后，百废待兴。战后的重建包括一系列土木工程，需要许多文章润色。周长森的许多文章也都是诞生在这样的重建事业之中。六月十九日，在撰写《重建署西厅屋易名金粟堂记》当天，周长森还在日记中写道：“雨中读古文铭传，各作清韵，琅琅与芭蕉点滴声相和。 ”点明了他为文运思的场景，透露了他对于政事和文章均感满意的自得心态。在这场雨声中，周长森体会到政事与文事相和，故他自己也颇感怡然自得。遗憾的是，周长森这些仓促写就的文章价值不大。然而，在周长森而言，这些文章本就是政务催生的结果，服务于眼前的具体行政事务才是这些文章创作的首要目的。在地方性文献尤其是方志中，类似周长森创作的此类“记”文大量出现。这也提醒我们注意：晚清许多的文章是诞生于这样的写作氛围。
周长森对文章也有自己的追求，可是过于频繁和大量的公文写作，让他来不及细细思考文章笔法。他对文章的感悟和体会也往往以一种粗线条的姿态呈现。试看周长森的日常评文，如同治九年正月十四日， “阅《南安府志》。新修者手笔太弱， ‘列传’全用原稿，不加剪裁；其刻极讹舛，指不胜屈” 。这些出自日记的散漫评点话语多为印象式的，表明对周长森而言，批评文章以直观的印象对付足矣，而不必细与论文。周长森之所以如此评文，可能由于时间仓促，也有可能由于日记本就随意写作。不过如果考虑到日记中详细记载大量诗歌，那么，背后的原因应当在于，对周长森来说，诗歌比起文章而言，更为重要。当然，文章的应用范围丝毫不比诗歌窄。在短短一年多的崇义县知县任上，周长森花费大量时间修纂地方志。尤其是同治九年十月底，周长森的文字输出即主要在写作县志物产、风俗、赋役、职官志、艺文志等等。可惜，可能因为这些文章篇幅太长，周长森并没有在日记中一字一句抄录这些文章。不过这却再度表明，就晚清读书人而言，诗歌因其篇幅短小和语言精炼的优势，仍是最为重要的文学体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