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日记探微︱一位晚清知县的“文字世界”( 六 ) |北上日记|同治|粉妆楼|知县

三、联语作为“皇权下县”的文治手段
崇义县位于江西西南边陲，明正德年间始析上犹、南康、大庾等地置县，隶属于南安府。散落于这座崇山峻岭之间的崇义县文风并不盛，故而在这样的县城推行文治，所谓的“文学下乡”很难行得通。通观周长森《莅官日记》，其与当地士绅诗文往来甚少，诗文在陶冶性情方面的作用多止于自身。不过，这部日记却保留了大量的联语，这些联语完整地参与了周长森在崇义县的施政，并成功地嵌入了崇义的山水之中。作为一种相对边缘的文学样式，联语由此承担政教渗透基层的功能，无形中也起到“文字下乡”的作用，也不妨视作“皇权下县”的文字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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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义县志》所载舆图可见崇义县的丘陵地貌
清代是中国对联发展的鼎盛期，无论创作还是对联的研究都取得丰硕成果。许多著名文人均参与到对联创作中，并编撰联语集、联话集。清代对联风行的背后，前人认为有三方面主要原因，分别为：“元明以来小说的流行带动了对联的传播”、对仗启蒙读物“推动了对联的发展”、“对子摊的流行” 。清代的联语也呈现出四个新的特点为：“越写越长”“越写越巧”“使用越来越普遍” ，以及对联独特的整套声律规则发展得愈发完善。（余德泉《中国对联通论》）前辈学者已经注意到清代对联写作日常化的新趋势，并将背后的原因归结为元明以来通俗读物的流行、文化行业（如对子摊），实则已经注意到明清通俗文化的流行对对联兴盛的重要影响。但这种分析主要考虑对联的阅读和使用者，并未集中关注对联的创作主体。在明清对联的消费者一端，是随着识字率提升而日趋广大的能识字的民众；在明清对联的创作者一端，则是上册及中下层广大文人的创作，其中尤以基层官员文人的创作最为关键。如果排除掉文人出于文字游戏所作的大量对联外，如周长森这样的基层官员文人，创作对联就主要是为了适应基层治理体系。
周长森上任之后的重要举措是重修书院。在规划书院复建过程中，为书院各处场所拟对联，也成为他的分内之事。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长森在下乡视察工作的轿子中，周长森拟好了书院对联。对周长森来说，对联往往应工程而生，工程完工前，联语早已预先准备。周长森在任内重修崇义县署，其中西花厅十三日动工，定于十九日寅刻上梁。三月十八日日记中记载：“署前丹桂一株，婆娑数百载，拟工竣名之曰‘金粟堂’ 。作楹联云：‘丹桂四时荣，生粟生金，是天地养民根本；青山千古在，谁宾谁主，借烟霞遣我吟怀。 ’亦见余之作达矣。 ”这种作对联的行为，也往往能衍生出诗歌创作，有时甚至可以为作诗起兴。在金粟堂中，三月十九日，周长森在署前清坐，即得诗一首，其中一句云“作吏此生难免俗，入山非隐竟能深。 ”所抒发的情绪显然是昨日情绪的延伸。在此，联语不仅在体式上成为诗歌的前导，在情感宣泄上也为诗歌作了铺垫。当然，有时候，对联也可能是诗歌创作以后诗思余绪的产物。同治九年十月十三日，李少文请周长森题《庾岭探梅》《芝草重生》二图。周长森题诗以后，意犹未尽， “复作楹联赠之，曰‘青莲老去饶吟兴；红豆春来系远思。 ’”联语在此就成为诗歌的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