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清史稿》为何不配叫“正史”？二十四史为何不带《清史稿》玩？( 二 )

第二，倘若作为“正史”，《清史稿》远远不够“正”。这一点是最关键的，笔者做重点阐述。
“正史”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但却极其讲究一个“正”字，即公正不偏颇。但这一点《清史稿》却很难做到，因为从馆长赵尔巽到总纂柯劭忞、缪荃荪，《清史稿》的一百多位撰稿者中，绝大多数都是清遗老，他们对清朝眷恋之情极重，甚至达到了愚忠的地步。所以，《清史稿》存在严重的政治立场不“正”问题。
① 《清史稿》编纂者一方面极力谀扬清朝的功德，一方面极力避讳清朝的丧权辱国。
清朝晚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屡屡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对此，《清史稿》往往做模糊化处理。比如，《清史稿》对《南京条约》的记载仅仅为：“八月戊寅，耆英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各海口，与英国定议通商。”寥寥几十字一笔带过，其中只提到相对无关痛痒的五口通商，而对于丧权辱国的割让香港、协定关税、赔偿军费烟费等条款均绝口不谈。
②《清史稿》编纂者一方面贬低革命，一方面颂扬愚忠。
兴中会、同盟会的成立以及辛亥革命前的诸多起义活动，都是清末的重大历史事件，关系到清朝的覆灭，但对此，《清史稿》竟然故意略过，几乎完全没有记载。对于在革命中牺牲的先烈，也一律以“匪党”相称。
《清史稿》反对革命的立场十分鲜明，书中非但大肆诋毁辛亥革命，对李自成、张献忠、南明、白莲教、太平天国等各种形式的革命也都一概全盘否定，称之为“匪”、“逆”、“寇”、“贼”。
相对的，对于抗争革命的保守派，《清史稿》却极尽溢美之词。比如，在为恩铭、端方、松寿、赵尔丰、陆钟琦等被革命者击毙的督抚立传时，多次出现“骂不绝口”、“不屈遇害”、“忠孝节义萃于一门”等盛赞之言。
总之，在革命者与清朝的抗争中，《清史稿》完全站在清朝正统一侧，有失偏颇，极为不“正”。
③《清史稿》编纂者一方面领着民国的工资，一方面不奉民国为正朔。
上文提及，《清史稿》是民国的北洋政府出资设馆编修的，那些前清遗老，也都是民国聘请的执笔人，可他们却普遍不奉民国为正朔。有证如下：《清史稿》凡记载民国以后（1912年以后）的事，一律不采用民国纪年，而采用干支纪年——称民国元年为“壬子年”，民国二年为“癸丑年”，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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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主编赵尔巽照片）笔者言：
自唐朝以后，中国历代都有替前朝修正史的传统，北洋政府设清史馆，本意也在此。但由于聘请的大多都是清朝遗老，《清史稿》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隔代修史”，而是“清朝人修清朝史”，因此引发了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问题。
赵尔巽等人作为清朝遗老，对清朝忠诚眷恋本来无可厚非，但他们的一己私欲却让14年修史大业的价值大打折扣。1927年全稿初定时，赵尔巽已经82岁，他自知等不到全书核对校验完毕，唯恐夜长梦多，所以决定提前出版，并言：“不能刊《清史》，独不能刊《清史稿》乎！”他这么做的目的无非就是先入为主，引领舆论导向，为清朝歌功颂德。
综上，《清史稿》终究不配叫《清史》，不能算作记述清朝史实的“正史”，自然无法与“二十四史”得到相同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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