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裴开瑞评《中国早期跨国电影产业》｜超越民族电影( 二 ) 美国|电影|年代|超越|发行制度

第五章“电影媒妁”（Movie Matchmakers）最淋漓尽致地呈现了本书的核心观点，即我们不应在民族主义框架下，将好莱坞电影产业与中国电影产业简单对立起来，前者是以复杂的跨国方式运作的，很多方面都对后者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这一章的主角是中间人——往来于中美电影产业间的美国人和中国人。这些人在过去要么被学者忽视，要么被民族主义者斥为（美）帝国主义者或（中国）汉奸。本章举的两个案例都挑战了这种简化的思维方式。一是威廉·H. 林奇（William H. Lynch），他在1910年代把好莱坞技术知识带给了亚西亚影戏公司，亚西亚是中国第一家启用本土演员、本土故事和本土导演的电影公司，而林奇这个美国人对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做出了直接的贡献；二是卢根， 1930年代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主要发行商、放映商。付永春认为，在中国电影产业的成长期，好莱坞进口电影激发了中国同行的竞争意识。卢根此外还有很多角色，他出口中国电影、投资中国制片公司，这使他成了一个既推动中国电影又推动外国电影、既得益于前者又得益于后者的跨国经营者。
第六章是数据分析，主要聚焦在中美电影票房表现的比较上。这项工作乍看起来似乎比其他部分要复杂，由于档案缺失、战时破坏等原因，中国这一时期真实可靠的票房记录少之又少。于是作者采用了一种方法，融合票价、上映天数、影院座位数等数据，生成一个分值。用这种方法对1934年上海放映的电影进行分析产生了不少有趣的结果。比如，虽然在“前百”中，美国电影比中国电影多（在一个好莱坞电影上映数量远超本土电影的市场想必如此），但“前十”主要是中国电影。作者还提醒我们注意，沪港之外其他城市的观众对外国文化没那么熟悉，因此中国电影在票房上更占优势。这些发现总体上支持了作者的观点：好莱坞电影在中国市场的繁荣未必就等于中国电影产业一直处在被压迫的状态。不论有着怎样的竞争对抗，二者在1930年代这个共同的“黄金时代”一起繁荣过。

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1934年上海放映的一千零十部电影中的“前百”
作者第六章的分析很新颖，也很细致，令人印象深刻，不过所有这些比较统计仍将分析限定在他本想规避的中美竞争框架上。本书结论章思考了早期电影时代在哪些方面与当代（始于1990年代中国市场重新向好莱坞开放）形成对照。我们意识到这个竞争框架不但没有消失，还成了中国媒体以及大部分民众的执念。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质询上述思维背后某些假设的尝试是很中肯的，历史问题的现实语境其实是当代中国。
美国电影在华传播的各种细节让我们想到另一种批判旧的民族电影研究框架的方式。不少学者如安德鲁·希格森（Andrew Higson）指出，外国电影会通过消费成为本国文化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本土观众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理解外国电影的。以二十世纪的英国为例，在反对统治精英浮华文化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如饥似渴地将美国流行文化为己所用。或许一个未来的用跨国框架取代民族主义框架的可能思路是，继续关注产业的同时，关注外国电影在中国的接受，考察它们如何融入了中国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