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那些年》《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与“纪念鲁迅逝世85周年”( 二 ) |铁屋|稀缺|新青年|曾经我也想

钱玄同的回答是：“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
这个回答最动人的地方在于那一点可能性：几个人起来可能于事无补，铁屋子不一定被毁坏。但反面却是确定的：没有人起来，铁屋子一定不会被毁坏。
“希望既然在将来，此时也就不能证明它必无。 ”——鲁迅
于是为了这点渺茫的可能性，鲁迅拿起了纸笔，写了一篇小说发表在《新青年》上。
这就是中国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后来，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说到自己为什么要写小说，坦言他仍是启蒙主义的信徒。
以为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造人生” 。
为“改造人生” ，为希望，为将来的可能性，这是鲁迅写就《狂人日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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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后，鲁迅变成了人们熟悉的“战士” ，希望也在看得见的地方开花结果。
我们今天用白话文写作，就是那几个嚷嚷着要掀起铁屋子的人的努力结果之一。
假如躲进书斋的鲁迅从未走出来，他可能是一个民国有学问的大师，《中国小说史略》等考据文字依然流传于世。
但后世无缘得见《狂人日记》《药》《祝福》《孔乙己》《故乡》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名篇， “你哪里配姓赵！”“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从来如此，便对么？”就不会流传下来。
“姓赵”“猹”“人血馒头”等也不会成为具有特定含义的网络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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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时间治愈一切” 。实际上，很多时候时间的治愈方式并不是解决了问题，而是时过境迁，要么人的境遇发生了变化，那些年的那些事已经不再成为问题；要么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不再纠结那些年的那些事。
这就是当我听到林子祥和胡夏合唱《那些年》的震撼。
巧的是，《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和《那些年》是在接着的两天里听到的。
在第一天听《一了百了》的时候，我在想那些留住我的东西是什么。
而在听到《那些年》之后，忽然就有了答案。
《那些年》这首歌已经问世十年了，这一首本为了电影而产生，回忆青春爱情的歌曲，在林子祥和胡夏的演绎中变成了对人生的回忆与感悟。
林子祥说他最大的感受是（人要走得）慢一点， “所有错过的东西都希望你能慢一点” 。胡夏说那些年错过的也许不只有爱情，还有亲情、友情。
很多时候我们在纠结那些“一了百了”的念头的时候，恰恰错过了身边的人和事。
《稀缺》里提到一个“管窥效应” ，就是说在人过于注意某件事的时候，就像通过一根管子看东西，是无法留意管子外的世界的。
假如人盯着管子尽头的一枚硬币，就算管子外有很多硬币，他也看不到。
《稀缺》用这个概念来说明“人穷志短”：盯着眼前看得见的收益而放弃了其他长远的东西。
想“一了百了”的很多念头也是一样，人会陷入自我怀疑中无法自拔，这种怀疑可能是上学的时候一次不好的成绩，父母或老师的一句责备，同学的一次欺侮，工作中的一次不顺，和同事的不快，和亲人的口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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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很难消除，即使阶段性的消除了，总在“适当”的时候又冒了出来，跟打地鼠一样，一次次打下去，又一次次冒出。
这个时候先不要急于“一了百了” ，而是慢下来，把目光望向管子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