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竟|孙连五｜《寻妻记》作者之谜( 二 ) 孙连五|欧阳竟|吴兴华|于宋淇

高庆琛在燕京大学时期热爱文艺，积极参与燕京文学社组织的各项活动。他曾在《燕京新闻》《燕京文学》等校园刊物上发表了不少翻译和评论，多署名竺磊。在散文方面，他写有一篇《燕京的“静”的所在》，构思巧妙，不写燕园美之所在，专写燕园的公墓，是为“静的所在” 。《司徒校长的日常生活》对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的生活做了相当丰富的描绘，颇具史料价值。其中谈到司徒雷登很喜欢读中国文学， “他曾读过红楼梦，水浒传，好逑传等书；近人如冰心，萧乾等人的作品也曾浏览过，不过他说他不感多大兴趣。 ”报纸还刊出了司徒雷登照片一张，附有签名“竺磊君惠存，司徒雷登赠” 。

《司徒校长的日常生活》（附照片）
高庆琛的剧评也值得一提。燕京话剧团公演《日出》《雷雨》，他都做过跟踪报道。尤其是《谈曹禺的戏剧》（《燕京文学》，第一卷第三期））一文，很能体现出他的观察之敏锐，该文指出了曹禺戏剧思想的演变轨迹：“在《雷雨》里，他写出上帝（假若有这么一位上帝的话）的残酷；指示出人类不能拯救他们自己。在《日出》里，他写出社会的残酷；指示出在某种社会环境中，只有听其自然（这也许是不自觉的）的任其捉弄。到了《原野》，作者更进一步提出人类自己的残酷来。结果是：造成所有的悲剧的，还是人类自己。 ”可以看出来，高庆琛对曹禺的话剧是相当肯定的，但是，宋淇则不然，他曾公开宣称， “我一向抱定宗旨不读茅盾、巴金和曹禺，因为忍受不了他们作品中的浅薄观察，感伤主义和陈腔滥调” （《论读诗之难》）。这或许也从侧面证实竺磊不可能是宋淇。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燕京大学被日军强迫关闭，燕京文学社同人也只能四散流离，谋求出路。吴兴华因家庭羁绊滞留北平，困居书斋。宋淇、孙以亮、黄宗江、石奔等人去了上海，参与了地下党领导的进步话剧运动。高庆琛则回到天津，加入了天主教创办的报纸《益世报》，成为一名采访人员，非常活跃，发表了不少新闻报道。建国后，高庆琛被划为右派，受到严厉批判， “文革”开始就去世了。
既然宋淇并非《寻妻记》的作者，那他为何要假己之名重刊他人的作品呢？他也曾以林以亮之名重刊吴兴华的十四行组诗《诗的教育》，是为一己私利窃取好友的创作成果吗？我想事实并非如此。宋淇与吴兴华、张芝联、夏济安、夏志清等一批年轻人在抗战时期初登文坛，他们大都知识广博，自命不凡，在学养、眼界上堪与西南联大一代青年学子相较。受战事影响，宋淇等人困于沦陷区复杂的文化环境，缺少机会散播他们的文学理念，因而未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在港台文坛崭露头角。当时宋淇在港发表的作品大致有两类，一类属于旧作重刊，是对过去已刊作品的修订，包括重刊友人的作品。另一类属于新作亮相，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系列新诗评论，涉及新诗形式、创作理念、文学翻译等不同议题，在港台文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林以亮也成为宋淇最为读者所熟识的笔名。如果对宋淇的文学趣味、知识谱系和理论资源进行探究，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中有吴兴华、夏氏昆仲的影迹，这其实很能够说明作为诗评家的林以亮，在香港文化语境中所凸显的已不仅是独立的知识精英形象，而是一个隐没的文学群体。只不过，这一群体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