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华服”( 二 ) |汉服|卞向阳|传统服饰|李超德

建立当代“中国风格”
卞向阳介绍，中国传统服饰的心理文化具有独特的审美特征，即将服饰作为天地人同构共感的“天人合一”宇宙观的感性体现，是“象法天地”的天地之法的物化形态。中国传统服饰，是诸多社会思潮和习俗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各美其美的文化载体。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有很多均涉及服饰美学思想。如儒家提倡“宪章文武”“约之以礼”；老子“甘其食、美其服”强调的是一种纯任自然的服饰审美；墨家提倡“节用”“尚用” ，所谓“衣必常暖，然后求丽” 。在不同诸侯国，服饰制度各有特色，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审美偏好。到了宋代，服饰审美一改唐代的丰腴之美而转为儒雅秀丽。明代偏好世俗之美，清代则趋向繁复之美。到民国时期，中西交融之下是西装革履、长衫旗袍共存的景象。
“正因为不同时期、区域的中国服饰具有强烈的心理文化定式，因此每次大规模服饰变化必然与社会变革有强烈的关联。 ”卞向阳说，比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魏孝文帝的服饰改制，而清初的“剃发易服”则演变为满汉民族之争。 “当然，中国传统服饰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本身就密不可分、互为表里。中国作为56个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的服饰文化也具有各自的特色，共同构成丰富多彩的中华传统服饰文化。 ”
如同中国古代文明绵延不断一样，服饰文化一脉相承、开放鲜活。在近代，中国人将西方的服饰体系作为先进文明的象征而逐渐宽容地接受和采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开始了对于西方服饰时尚体系的再学习，同时也一直没有停止关于民族化和国际化的讨论和探索。
有的学者呼吁要建立当代“中国风格”的服饰体系，对此，卞向阳给出自己的判断：需要有一个从文化自知到文化自立的过程，不仅要挖掘传统文化的显性符号，更要深入考察其隐性内涵。尤其要把握好三个逻辑：第一，不仅要关注传统文化，也需要更加重视现代文化，让当代“中国风格”成为一种突出的艺术风格；第二，必须符合现代生活的需要，并进一步促进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时尚创新；第三，可以从不同层面的中国文化中淬炼和提取设计主题，以显性符号和隐性内涵并举的形式，构建“中国风格”时尚，完成设计的文化表达。
对于当代中国风格服饰的设计走向，卞向阳犀利地指出，当前不少民众和设计师群体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普遍存在严重的碎片化和表象化，需要在再学习的过程中，对宏大的中国历史形成连贯性的深刻记忆，在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自信和服饰文化水准的同时，让历史成为设计的重要灵感源泉，更要让中国传统的审美观成为当代设计的重要观照。
印刻传统文化意蕴
卞向阳说，站在中国人“自我”的角度看，当代中国风格服饰尽管有不少成功之作，也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对于中国主题的表达，大多集中于中国传统器物和图案的符号化表现，忽视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挖掘；对于传统文化的表达，没有与当代生活相结合；对于中国元素的运用，与当下时尚的融合程度不够，有生拼硬凑的割裂感。诸如此类的问题，会使作品完整度不够。
从文化的传承看，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服饰？在“国风”潮流影响下， “华服”的概念应运而生。李超德认为，某种服饰样式的流行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大到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俗，小到个人趣味。服装是随着经济发展，由高到低、自上而下，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进而影响人的生活方式和穿着习惯，中国的服装也走过了一个从模仿到自省、自觉、自立的过程。 “华服”从概念到服装的流行，须找出服饰表现之外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