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北大国发院教授张晓波：中国人为什么爱存钱？(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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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经济学》，罗伯特·弗兰克著，刘寅龙谢朝斌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7月。
中国在 1986 年与 2006 年进行过两次残疾人抽样调查，其中有一项指标是精神残疾的发病率，从 9 岁开始分男性、女性进行统计。我们从第一次调查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同年龄段的精神疾病发病率方面，男性都要高于女性，而且在 20 岁之后，这一差距还在拉大。这也从一个角度证明了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精神疾病发病率急剧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职场上或者婚姻市场上，每个人所做的努力最后能获得什么样的回报，取决于相对社会地位，因为你努力，别人也在努力，大家都在想办法提高自己的相对社会地位。但如果 5 个女性对应 6 个男性，那么即便这 6 个男性都拼尽力气，最后仍然会有 1 个男性找不到结婚对象。这说明婚姻市场竞争的加剧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如今社会上的各种浮躁心态都与之相关，尤其是男性更容易受外界的影响。
我的另一位博士生张欣（目前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助理教授）最近写的几篇论文影响比较大，其中一篇是关于雾霾对人的情绪的影响。男性更容易受外界环境影响，一到雾霾天气，心情郁闷，容易有暴力倾向。如果男性在考试期间赶上雾霾天，那么成绩也不尽如人意。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现在上大学的女性越来越多。
研究中国人的幸福感，我们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央视的简单调查，另一个是北大进行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央视的幸福感调查数据比较粗糙，我们从中无法了解受访者家里有几个孩子，只知道本人的性别，只能作为参考。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好一些，受访者的家庭结构比较清楚，我们知道受访家庭有男孩还是女孩，可以得出当地的性别比例。
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中有一项是“残疾的原因是什么”，原因选项中有一个是工伤，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因素联系起来，分析工伤事故比例的上升是否和男女性别比例失衡有关系。
我们还获得了 1990—2000 年全国死亡观测点的数据。在死亡原因中，有一部分可归为与工作有关的死亡，这些数据可用于同样的分析。我们把这些数据分省对比，结果显示：在男女性别比例失衡严重的地区，工伤事故的发生概率明显高于平均值，两者之间基本呈正相关关系。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结果，我们也研究了其他偶然事故的发生率，比如中毒，发现这些事故在各个省区之间没有类似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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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经济学》英文版书封。
总而言之，下一代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直接造成了父母会对孩子的婚姻比较在意，在看到婚姻市场竞争比较激烈的状况后，父母往往会过度工作或从事高风险工作，进而导致一系列负面后果，包括因工致残，更严重的是死亡。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开头讲的近年来中年男性死亡率上升的情况。
台湾地区的相关数据也可以为此结论提供佐证。在这项研究中，台湾有个优势，即它是个自然实验。1949 年，国民党军队退守到台湾，刚开始时，台湾当局不允许军人结婚，军人都集中在兵营里。但10 年之后，到了 1959 年，军队再想继续控制这些军人就很困难了，因为每个人结婚生子的愿望都太强烈了。蒋介石只好废除了“禁婚令”，一下子有几十万 30 岁左右的男性进入了台湾的婚姻市场。当时台湾总人口不过六七百万，突然涌进来五六十万单身男性，对本土的男性是个巨大的冲击。
由于这批军人是在 30 岁左右才被允许结婚的，所以，可以预见的一个结果是在台湾的婚姻市场上，男性平均结婚年龄要上升，女性平均结婚年龄则较小。在 1959 年左右，台湾男性与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差距明显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