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文艺评论 | 非洲文学背负的“语言之殇”( 二 ) 创客|向勇|四川|艺穗节|大巴山

在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沿岸地区、沿海岛屿，阿拉伯半岛的移民和原住民黑人产生文化交融，这种混杂的文化在当地班图语的基础上掺入阿拉伯语元素，形成特色鲜明的非阿拉伯语言——斯瓦西里语。最早的斯瓦西里语手稿追溯到18世纪，内容以宗教题材的史诗为主，和中东地区的阿拉伯语诗歌集有大量重合。到了19世纪，一个叫穆亚卡的作者写诗声讨阿曼苏丹强加于肯尼亚蒙巴萨地区的宗主权。后世的文学评论家认为，这位穆亚卡把斯瓦西里语诗歌带到民间，开启世俗题材的创作，用文学去记录、回应和评价政治历史事件，书写当代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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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福兹《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上海文艺出版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在英属东非地区推广斯瓦西里语为官方通用语，这种曾经使用阿拉伯语文字系统的语言从此转为使用罗马字母。欧洲的文学样式——尤其小说——也在这个阶段被引入斯瓦西里语。坦桑尼亚独立后，既是政治家也是学者的朱利叶斯·尼雷尔，他用斯瓦西里语翻译了莎剧《朱利乌斯·恺撒》和《威尼斯商人》。在他执政期间，斯瓦西里语成为坦桑尼亚的官方语言，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斯瓦西里语研究中心改造了这门语言，使之适于表达和传播，这激发坦桑尼亚的新生代作家们用斯瓦西里语创作大量探讨时代议题的原创作品。
在西北非，公元8世纪起，陆续有穆斯林迁往撒哈拉以南，到了11世纪晚期，撒哈拉以南的西非大部分黑人皈依伊斯兰教，此后直到18世纪末，阿拉伯语是这一地区书写艺术的唯一媒介。位于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的历史名城廷巴克图在14-16世纪是伊斯兰学术中心，但是1591年摩洛哥人征服廷巴克图之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一蹶不振。18世纪中晚期，从欧洲奔赴当地的神职人员为了在中低社会阶层中传播教义，用民众的语言进行教学和布道，并延伸到摸索本土语言的书面形式，豪萨语从此取代阿拉伯语。直到今天，在豪萨语地区，大部分作家坚守地方语言，《尼日利亚语言》是豪萨语的重要文学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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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安哥《大河西岸》，上海文艺出版社
被欧洲文学推动的阿拉伯叙事
对比东、西非，北非可说是被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塑造的，北非文学是阿拉伯语文学的分支。
阿拉伯-伊斯兰帝国扩张到北非的过程中，阿拉伯语发挥了强大的向心力作用。阿语古典文学的体裁是诗歌，诗歌凝聚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集体记忆，塑造着帝国所到之处民众的身份认同。直到19世纪初，阿拉伯社会面临现代转变，包括重估文化遗产、理解和西方之间渐强的碰撞、建立新的阿拉伯叙事，这些迫使文学表达作出变化。
在阿拉伯历史中，民间故事被排斥在文学传统之外，源自埃及的《一千零一夜》从未在阿拉伯世界取得它在欧洲那样的成功。现代意义的小说和戏剧对于阿语文学来说是全新的，抒情诗传统无法为叙事的发展提供框架，所以近当代阿语小说和戏剧的发展动力来自欧洲文学，这就不奇怪埃及作家马哈弗兹经常被类比狄更斯和左拉。
198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马哈弗兹是北非和整个阿语文学界最重要的当代作家。他的早期作品试图复活古埃及法老时期的历史，这些历史小说实际是针对埃及现代社会的寓言。他的代表作《开罗三部曲》叙述一个开罗家庭几代人的离合，探讨埃及社会的晚近变迁。三部曲有明确的时间背景和清晰的空间意识，每一部以老开罗的街区名字命名，叙事以街区为核心。欧美评论家认为，19世纪的欧洲文学传统对马哈弗兹的影响是直观的，他笔下的开罗就像狄更斯的伦敦或左拉的巴黎。他本人不认同这种评价，而倾向把自己的创作置于更大的传统中，这个传统包括托尔斯泰、契诃夫、莎士比亚和纪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