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文艺评论 | 非洲文学背负的“语言之殇”( 三 ) 创客|向勇|四川|艺穗节|大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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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戈尔《鬣狗和兔子的美丽故事》，塞内加尔新非洲出版社
从历史走向现实的“文化混血儿”
撒哈拉以南国家拥有数量众多的语言，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并不顺畅，流通最广的是外来统治者推广的语言，或外来者的语言。如果一个作家选择本土语言来表达，那么他的作品只能传达给很少的受众。选择英语或法语写作的非洲作家，反而相对能接触到国内外的更大读者群，作家的声音可以被带到更远的远方和更多人中间。在20世纪上半叶，为了唤起非裔的族群认同感，以“非洲共同体”为信念的大量作品，是通过欧洲语言表达的。
当桑戈尔被问“为何以法语写作”时，他回答：“我们是文化混血儿。我们的词语包裹着树和血液的味道，而法语词汇闪耀火光，熊熊火焰照亮我们的黑夜。”桑戈尔以法语写作超现实主义诗歌，他认为这种表达形式所传递的高强度节奏、形象和象征，呈现了非洲人的创造性，把非洲黑人的文化信息传达给外部世界，这是被包装在文雅形式中的抗议。一件欧洲的工具被技艺娴熟的非洲人掌握，这使欧洲社会意识到黑人民族具有同等的人性和尊严？还是进一步陶醉于“非洲精英被欧洲文化同化”？在轰轰烈烈的族群认同运动翻篇后，这个暧昧的争端成为长久嵌在非洲文学机体里的芒刺。
西非法语区的超现实主义诗歌很快被讽刺小说取代。1950年代，非洲国家接连独立，人们变得自信，在变化的时代氛围中，非洲法语作家不再对历史作浪漫化的描述，宣称非洲的村庄比欧洲的城市具有更高尚的道德。在塞内加尔作家乌斯曼·塞姆班的很多短篇小说中，非洲人不比欧洲人坏，可也好不到哪里，人性的局限和荒唐是相似的。
西非英语区作家们的态度要谨慎些，他们避免把欧洲人到来前的历史美化成黄金时代，但仍试图为非洲的过去树立有尊严的形象。被公认是诺贝尔文学奖“遗珠之憾”的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是最有影响力的非洲英语作家，他指出，为过去辩护的最好办法是树立“真实可靠的形象”，而非“很美很扭曲的理想”，作家的责任是把过去被剥夺的尊严重新找回来。西非的英语小说家大多书写文化冲突的伤心故事：西方入侵者把曾经井然有序的非洲社群变得四分五裂，个体成为“两个世界的人”，遭受心灵痛苦。阿契贝的《神箭》就是渲染着非洲传统文化和欧洲文明对抗造成的悲剧氛围：“没有一个思维正常的非洲人能摆脱灵魂深处的伤痛。我的小说告诉读者，他们的过去并不是野蛮的漫漫长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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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因卡《死亡与国王的侍从》，W.W.Norton出版社
这条文学路径很快也到头了。1960年代，非洲社会内部矛盾取代了种族矛盾，民众梦想的新世界没有降临，于是他们捣毁了先前拥护的政府，子弹取代选票，紧接着军阀派系冲突升级成全面内战。现实的大环境迫使有责任感的作家关注群体内部的困境，而不是虚妄地重建非洲的历史和尊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剧作家索因卡擅长运用非洲口头文学传统，在剧作中大量借用约鲁巴神话来建构戏剧情境，但恰恰是他说出：“如果非洲作家想成为所属社会的道德记录者、所属时代思想的发声者，就迫切需要从对过去的迷恋中解脱出来。”法农的反思更具刺痛感，他写道：“在欠发达国家，传统的根基是不稳定的，并且因人心涣散而屡遭破坏。知识分子们急于创造文化作品时，没有意识到，自己使用的修辞来自本民族眼中的陌生人，是索然无味的异国情调。”他指出，作家要去的地方是民众深陷的领域，任何民族的真理首先是该民族的现实。读者会发现，1970年代以后，即便围绕着语言的分歧并未缓和，但无论用本土语种还是欧洲语种，比如提昂戈和索因卡，这些最优秀的非洲作家走向自省意识的文学，观察非洲本土的极端事例，应对现实中痛苦不堪的各种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