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路遥：与山大结缘，是我的幸运( 三 ) 光明日报|江南|文脉|传承

历史系的师生认识到要改变旧史学研究，就必须让马列主义占领史学阵地，而探究中国农民战争的推动作用成为首要任务之一。“学术研究首先得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还要吸取西方的相关理论，两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但无论哪一种，吸纳这些观点时，都要结合中国实际予以中国化，初步建立起自己的思考框架。”在华岗校长思想的引领下，路遥也在不断反思中掌握文献资料、积累专业知识，琢磨自己的治学理念。
路遥升任讲师后，华岗校长希望他能多同郑鹤声教授接触，以纠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扩充版）一书中引用史料、史实不切实之处。“郑老师的藏书相当多，每个月都要拿出相当多的薪金大量寻购文献材料。他曾有一间藏书屋，真是环壁皆书，目不暇接。”路遥回忆，“那时郑老师写了不少论文，要我帮他提高马列主义理论分析，我为此有幸也得到他的指导涉猎了许多史料。经过了四五年的努力，我的学术功底逐渐扎实起来，至今仍获益不浅。”
1954年，人民日报刊登了周恩来总理接见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时的讲话，提到义和团运动是“我们50多年来中国走向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运动中，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唯独义和团运动的材料是空白的。
路遥真正投入到义和团运动研究始于1960年。“当时中国史学会十分重视中国近代史的三次斗争高潮。他们希望义和团运动的研究由山东省历史学界来领头，山东大学历史系就把这个担子挑起来了。”路遥表示，这个担子实际上很重，义和团运动研究的突出问题是没有太多的文献记载可资参考，“这绝对是一项拓荒性的工作。”
靠“11号车”，
像滚雪球一般展开地毯式普查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接到任务的山东大学历史系，考虑到义和团运动发生于1900年，仅仅过去了6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出生的老人还在，所以选择从田野调查入手。”路遥介绍，学校很有远见。当时的校领导、系领导都看到这个问题，必须破釜沉舟、彻底解决，到乡间野外“找米下锅”。
1959年，山大历史系先抽调了两位教师下到各地摸底，路遥是其中之一。1960年初学校抽调一个正在学习中国近代史课程的年级50多人作为主力，教师从郑鹤声教授开始无一例外跟随学生下乡。“由于我在年轻教师中资格最老，又遭过‘只专不红’的批判，所以一直被派到最底层，忙于第一线调查。”路遥回忆，60年代对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地区尚不清晰，而且缺乏交通工具。全体师生只能靠“11号车”（即两条腿走路），像滚雪球一般展开地毯式的普查。
美国学者柯文曾在书中提出，山大师生当时搜集的口述材料，虽然有其积极意义，也容易构成一种陷阱。口述材料受当时政治和意识压力、采访者在提问上有选择等方面的影响，其价值受到了制约。对此，路遥先生也承认，仅靠学生分头访问记录，难免有柯文所述的一些缺点。
“调查初期，只能靠分头访问记录。学生们来自不同省份，对地方口音不懂，难免会限制访谈的客观性。但依靠那次大规模普查，终于弄清楚了义和团运动在鲁西南、鲁西北以及直隶山东交界等三个地区的详细活动情况，并由大刀会、梅花拳、义和拳形成义和团最初的组织核心。”路遥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调查，无论有何不足，终究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组织源流梳理出线索，绘成一个符合实况的概貌，也为后期继续调查找出了方向。“这是我们山东大学所作的突出贡献，没有这一成果，可能到今天还是一笔糊涂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