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路遥：与山大结缘，是我的幸运( 四 ) 光明日报|江南|文脉|传承

“到了20世纪80年代，再调查就不一样了。因有前期的积累，我们就能制定出比较详细且更加可行的调查提纲。比如对冠县十八村的结构调查，所取得的成果令人关注。我个人认为，20世纪60年代调查的最大不足是在于我们确定要以贫下中农为主要调查对象。失去对一些村庄中知识分子的访问。”路遥说。
“义和团运动是十分复杂而具有多元性的运动，以往的研究都把它简单化了。它像一面多棱镜，从各个侧面看，都有一些不完全相同的形状。”路遥介绍。从1960年—1990年的30年内，路遥率领学生进行了六七次大规模调查，积累了近120万字的资料，发表、整理出版了《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义和拳教钩沉》《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等论著。
根据有说服力的档案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路遥提出义和团运动发生在以山东为主及其毗连的苏北、皖北、直隶东南等四个地区，义和团之组织源于民间拳会、结社和秘密教门，解决了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重要疑难问题，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
“我在调查中发现了疑点，即农民反帝的义和团运动为什么其核心组织却与民间秘密宗教组织分不开，而后者却被政府认定为‘反动会道门’。”想要解决这一疑难，促使路遥不断下乡进行广泛的田野调查。
《山东民间秘密教门》一书，是路遥在费时10年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足迹遍及山东境内及河北部分地区70多县的乡村集镇。该书对全国几支重要教门的起源、教理、组织形式及其主要发展脉络和活动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开创性研究。路遥先生举例子说，“发生在山东的一贯道，其十四祖王觉一，我们在青州调查时就已取得可信资料。后来，我看到甘肃省公安厅的一份会道门资料，说王觉一于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还活着，并在川陕甘有所活动。为此，我多次去甘肃平凉、武功调查。这个愿望终于在2004年实现了，我获得所需的文字记载。我从最艰苦的田野调查中获得莫大的乐趣，愉快之情实在是笔墨不能形容的。”
“从目前翻译的质量看，
我是很难为你作序”
一进路遥先生家，映入眼帘的便是路遥先生本人的铜制胸像。雕像上路先生慈祥地目视远方，让人仿佛能看到以往每逢学生毕业时，路先生那欣慰的眼神。这是路先生弟子们在先生九十华诞暨执教六十六周年之时，敬献恩师之礼。
身为大学老师，路遥对学生的关怀和培养，可谓亲力亲为。他时常告诫学子，历史研究一定要充分掌握资料，坐得住“冷板凳”。特别是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不能鹦鹉学舌。“最受西方学者重视的，还是要靠自己扎扎实实的学术功底而建立起与他们针锋相对的观点体系。开会时他可能会把你驳得体无完肤，但暗中还会视你为强有力的竞争者。别人问我要选择哪一种学风？我宁可选择‘实证派’而不要‘理论派’，当然能做到两者密切结合是最理想的，但很多人达不到。”
路遥先生是山大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崔华杰的博士后导师。“从我个人的学术履历看，在学术视野尤其是学术话语表达方面，路先生对我的影响最为深刻。”崔华杰说，2011年即将博士毕业的他，正在翻译伦敦大学狄德满教授的著作《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经博士生导师陶飞亚教授联系，崔华杰有幸邀请到路遥先生为其作序。路先生仔细阅读完第一稿后，便给崔华杰打来电话：“从目前翻译的质量看，我是很难为你作序。”
“因为同时在写博士毕业论文，翻译得比较仓促。放下电话后，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原来离路老师的要求差距还很大。”此后的四个月时间，崔华杰把所有工作都推到一边，几乎泡在图书馆，反复进行审校，修改学术语言，终于拿出了一稿交给路遥先生。“这稿达到了要求，路先生欣然作序。同时，他对狄德满教授特有的史料运用方式给出很高评价，并称其为义和团运动研究的又一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