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汉学｜陈子善：钱玄同大大有功于鲁迅《狂人日记》的出世( 二 ) |现代文学|文献学|贝多芬|作家

当时，我参与注释的部分是鲁迅1934年至1936年的书信。这些书信的内容往往是很具体的，需要一一注明出处或来历，于是我不得不去做比较仔细的查考工作，包括求教各方。
前些日子，我参加了郑逸梅先生诞辰125周年的纪念活动，郑老就是我曾经请教过的前辈。鲁迅有封信中写到买了张恨水和另一位鸳鸯蝴蝶派作家程瞻庐的小说，寄给他的母亲当作消遣读物。按照注释的要求，我要注明程瞻庐是什么人、生卒年月等基本信息。这在今天可能比较容易，但当年是没有什么便捷工具的。我就给郑逸梅先生写信求教，先生马上回信，帮我把相关信息一条条列了出来。所以，《鲁迅全集》里的这条注释，应该说功劳要归于他。
上书房：看上去有些冷僻的领域，何以被您“玩”得如此风生水起？
陈子善：这些年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其他研究者不屑一顾或没有兴趣的，而我偏偏兴趣很大。
现在技术很方便，很多年轻的朋友在网上找资料，有时就会跟我说：“陈老师，我又找到一篇某某作家的集外文！”当年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只能一本本杂志、一个月一个月报纸的合订本去翻。
不过，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现在年轻人在数据库里找，看的是电脑屏幕；我们当年翻阅的过程，闻着报纸、杂志那种接近古纸的味道，好像跟历史离得更近。
记得中华书局从上海搬到北京的时候，资料室里的书报杂志都交给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当时，要进那个资料室查阅，先得征询出版社领导同意，再跟一位具体管理的工作人员对接。费了些心思，打了一番交道，才破例答应让我进资料室去直接查找资料。于是，我就在里面爬上爬下，浑身上下弄的都是灰，但心里是高兴的。那段日子里，每翻开一份报纸，在副刊上看到一篇我不知道的或者此前没有文献研究记载的作家作品，那种喜悦的心情至今都难忘。
之后，就像滚雪球一样，我“发现”的作家从郁达夫，逐渐扩展至周作人、梁实秋、台静农等。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这些作家绝不是可大可小、可有可无的，而是都在文学史上留下深深印记的，我们不能忽略、不能回避、不能故意冷落。

本文图片

补文献学之缺
上书房：这部新书为何定为“十讲”？
陈子善：作品版本、集外文、手稿、笔名、书信、日记、文学刊物和文学广告、文学社团、作家文学活动等十个方面的探讨，是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当然也带有我的个性色彩。限于篇幅，校勘、回忆录和档案研究等都未讲， “十讲”毕竟不是“全讲” 。
最后一讲说的是“新文学文献中的音乐和美术” ，看上去是我的个人兴趣使然，其实并非“一家之言” 。自古以来，音乐、美术与文学就有很密切的关联，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近代以来，文学艺术更是成为一家。不少作家关注古典音乐，写了很多诗文；还有很多作家同时是书法家、画家。
去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潜心聆赏贝多芬作品之余，我不禁想到他与中国新文学这个有趣的话题。早在1907年，鲁迅就在《科学史教篇》一文中提到“乐人如培德诃芬（Beethoven）”；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还专门写了一首咏赞贝多芬肖像的新诗。这幅肖像画可能是后来傅雷所译《贝多芬传》中刊出的那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