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索尔·贝娄：警惕技术乐观论，警惕作家被学院驯化( 二 ) |作家|埃德蒙·威尔逊|太多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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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索尔·贝娄散文选1940-2000》，作者：（美）索尔·贝娄，译者：李纯一索马里，版本：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3月
反击学院知识分子
贝娄警惕技术乐观论，理性主义的陶醉与膨胀。那种将艺术与科学视为人类童年与成熟的想法是危险的。 “科学主义者非常喜欢谈论所谓幼稚的过往，庄重的未来” 。当作家们怀有此种信念，无疑将造成文学自我异化与贬谪。其核心征兆是，作家对于想象力的首位性开始动摇，对施加于现实之上的想象，开始自我检讨。想象的激情与责任义务，两者到底如何结合？托尔斯泰和萨特，就是一组对比。托尔斯泰让现实信仰服从想象力的检验，接受艺术的裁决。萨特则让艺术去执行解放的行动。
贝娄对科学主义的批评，是反击学院知识分子的序曲。他对作家职责、身份功能，总怀有今非昔比的不平之气。正是功能转换，才让专家站在了作家头上。 19世纪到20世纪是作家影响力断崖滑坡的转折。作家作为信息源和先知的风光不再，权威性让渡给各类专家。托尔斯泰和雨果那类文学发言人形象，很难在后辈中找到。文学边缘化，总是从作家们自觉卑微、自我怀疑开始。 “文学无法与了不起的技术竞争。作家为了留住公众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惊世骇俗、下流猥琐或超级耸人听闻的手法，加入了这场正威胁文明国家理智的巨大喧哗。 ”
狄更斯曾在小说里嘲讽过那位一生只追求“事实”的主人公。在“事实”领域里，可能一百个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抵不上一个临床心理学专家。 “不止小说家失去了自己的阵地。专业知识让所有的意见都显得不牢靠。 ”贝娄传达了排除杂音的强烈渴望。 “我真不知道艺术若没有了一定程度的安宁或精神上的从容自若还能否存在” ， “而现代生活的一大特征就是废除这种安宁” 。因此，在书中“我们对这个世界介入太深”与“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 ，两个议题构成作家的焦虑根源，彻底改变了作家。
一种人造物取代自然物，感官性取代实体性的世界，决定了头脑疯狂和烦躁的日常化。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作品是意识的现象世界，爆炸的感官世界。文学衰落，就像一个独白声音抵不住众声喧哗。贝娄认为， 20世纪以来，文学并非生活中必要之事，甚至已不是重要力量。社会的全面“问题化”、危机性与战争革命大事件，使文学淹没于公共事务的宏大性中。 “我不确定我是否要以维多利亚时代的方式，哀叹、抱怨人们对艺术的严重不敏感，甚至知识分子都这么不敏感。 ”
作家被学院驯化
这涉及到文学信仰的问题。像亨利·詹姆斯、康拉德这样的“文学信仰家” ，如今已成“濒危物种” 。他们依然老派地相信，艺术赋予存在意义，只有在道德和审美上把握经验才能理解人类的事件。而大多作家自己都不信真理能在艺术中自我显现。他们放弃了艺术自在自为的信念。 “我们找到了那些将政治强加于自己的人。 ”贝娄对萨特如此不屑，恨不得手刃而后快，或许出于萨特让文学沦为观念物。 “假设萨特写了一本关于全世界受苦的人的小说。他虽不是一个好小说家，但是艺术本身会强迫他处理真实或近乎真实的人类，而不是一群贩卖小册子的僵尸。 ”
一大堆道德家、知识分子、学院批评家也在干同样的事。作家的重要性被降低了，只能在几个世纪前的怀旧里找寻。贝娄很早就描绘出内卷的本质——“作家在想象力中感受不到力量，又想获得力量，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在危机造成的政治化之下，作家开始认为，他也必须是一个活动家，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必须做点什么，让自己可用，在正义的事业中发声。 ”文坛上，只有两个选项，一种是去扮演作家，一种是成为作家。前者诱惑更大，文学表演家与活动家，往往更轻松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