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李泽厚的思想指向的是未来｜专访刘悦笛( 二 )

新京报：你刚刚也提到对你影响最大的“情本体”，通俗地来讲，这其中说的是一个什么道理？
刘悦笛：就在前些时我们聊天的时候李老师提到他觉得自己关于“情本体”的想法可以追溯到1979年的那篇文章——《孔子再评价》。通俗地理解“情本体”，说的就是“情理合一”，做事情要“合情合理”，这很为中国人所熟悉。
不过，虽然讲求理性和感性的统一，但是李老师实质上还是一个理性主义者，理性依旧是基础。情理合一讲的是一种平衡，绝不是为了情去牺牲“理”。中国人最善于此道，但我认为，情与理应该是合一的，平衡的，相互融汇的，就犹如盐溶于水一般，而不是唯理性主义，或者唯情感主义。
新京报：说到理性主义，我们知道李老师曾经对哲学家桑德尔有过批评，而这个批评恰好就是针对桑德尔代表的一种“理性”。桑德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伦理学，李老师在伦理学领域也有很多的研究，在你看来，他的哲学体系内部，伦理学、美学等各个部分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刘悦笛：李老师最后一本书就叫《伦理学新说》，这本书我最后帮着他出的，他的要求是一字不改，应该说是他有关伦理学的所有论述。在他的思想体系里有三个重要的板块，认识论、美学、伦理学分别对应着真善美。晚年的时候，他其实尤其关注伦理学。
当年他对桑德尔的批评很有名。在这些批评中，他主要是借用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些理念，质疑了桑德尔的政治哲学，其中一个关键的核心就是“和谐高于正义”。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李老师真正瞄准的人物是罗尔斯，罗尔斯谈正义论，但是李老师可能认为，对于人类来说，和谐很多时候是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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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新说》，作者: 李泽厚，版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9年6月
新京报：在美学、伦理学、认识论中，我记得李老师曾说美学是“第一哲学”，你怎么看这个评价？
刘悦笛：我个人还是很赞同的。李老师基于他对中国的“乐感文化”和“实用理性”的一个基本理解，认为美学是中国人追求的一种核心的世界观。虽然哲学思考涵盖真善美，但最终都会达到美。不过这个观点可能很多学者并不同意。
李老师这番论述也是站在中国哲学的立场上来谈的。中国人拥有的审美式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是他认为很独特的地方。但是李老师其实也不是局限于谈中国，而是从中国出发、放眼世界。
与时代同步的哲学实践
新京报：你谈了很多赞同，李老师在学术上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你不太赞同，或是你们有分歧的地方？
刘悦笛：其实在关于“情本体”的问题上，我们就有不同。如前所述，李老师还是比较强调理性的中心地位，他有一句话叫“用休谟来补充康德”。康德代表着绝对的理性主义，而休谟相对是情感主义的。在这一点上，我会认为理性和感性拥有平等的地位和相似的结构，二者之间也能很好地融会贯通。
其次是在对美学的总体理解上。李老师认为美的根源在于实践，而我认为美的本源是生活本身。但总体上我们的关注点是相似的，我们都是以人为本的美学，但是侧重点不同，这可以构成一种中国美学学派。
新京报：之前提起李泽厚，我们常常说他做哲学方面有一种“打通中西马”的特点。这也成为很多学者的理想。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出李老师的这种特点？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对李老师形成这样的哲学风格有哪些影响？
刘悦笛：李老师的这种特点使得他能代表20世纪后半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那时候刚好就是马克思主义、其他西方思想、中国自身的传统思想在中国碰撞。而李老师就从各家取所长，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进行有机地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