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临终诗的起源：魏晋南北朝士人生命与精神意识的崛起( 二 )

由于不同人在濒临生死界限时的心态不同，所以产生的情感体验也不同。《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临终前“因以涕下”，并不仅仅是因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更是因为“天下无道久矣”。这种情感不仅仅是个人之悲，更多的是国家之悲。孔子这种自知大限将近，提前赋诗的写作模式，在魏晋南北朝临终诗中仍然可见。
鲍照自知病重，弥时不差，乃作《松柏篇》；顾欢自知将终，亦作《临终诗》；南朝诗僧释智恺自知不救，索纸作《临终诗》。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临终诗的创作也继承了孔子“临终文学”的余脉，且仍向后世发展。
《采薇歌》和《曳杖歌》虽不以“临终”名篇，却实属文人临终前的吟咏。这二首临终之作在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广为流行，为后世临终诗的创作及内容主题的确立提供了参考，实为中国古代临终诗较早的创作实践。可见，先秦时期孕育出的临终诗萌芽，到后来渐为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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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汉临终诗意义的确立
两汉时期，由于政治斗争激烈，临终诗从数量上来说较先秦临终诗有所增加，诗歌形式也主要以“歌诗”为主。比之先秦时期的临终吟咏，两汉时期的临终诗则渐为成熟，尤其是此期王室成员的临终诗，真实反映了一代君主临终前的悲苦心境。
两汉时期，人们在临终前的吟唱才是真正的脱口而成之诗，切实表达了诗人死前最为真实的情感，由此也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临终诗。
项羽的《垓下歌》属于在政治斗争过程中产生的临终诗，实开政治纷争下的临终诗萌芽。魏晋南北朝时期，部分文人在政治斗争失败后，自知即将走向死亡，遂在临终之际分析失败之因。从内容上来说，项羽的《垓下歌》给魏晋时期文人临终诗的创作提供了一种范式。
王室成员是两汉临终诗创作的主要群体，这一群体所作临终诗的情感基调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同类创作群体产生了一定影响。汉代留有临终之作的人多以王室成员为主，且这些绝命诗大都作于诗人政治斗争失败以后，绝非刻意而作。他们只是在死亡困境中表达了刹那间的情绪，由此留下了不朽的临终绝唱。
无论是被困垓下的项羽，还是畏罪引诀的燕王旦，亦或是自缢而死的广陵王刘胥，他们皆于临终之际迸发出了属于自己的生命悲歌，其诗未经后人加工，是真正意义上的临终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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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魏晋南北朝临终诗创作概况
（一）魏晋南北朝临终诗产生的背景
一方面是由于朝代更迭、战火绵延的时代环境。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频繁，战火延绵不断，很多人都死于非命。发生在此期的高平陵之变、八王之乱、流民起义、五胡乱华、六镇之乱、河阴之变、侯景之乱等残害了无数人的性命，魏晋南北朝临终诗的不少作家也囊括其中。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也自然形成了一些主题。
生死主题即是在多重因素影响下产生的文学主题之一，作家常因生命之无常、短暂和命运之难测而嗟叹。
一方面是是由于人的觉醒。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士人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生命意识的觉醒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便是士人注重自我的突出表现，这种表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即是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对人生短暂的哀叹、对旧秩序和信仰的破坏以及对独特个性的追求。魏晋南北朝临终诗正是士人觉醒后的文学审美化表达之一。
还有一方面是“以悲为美”的时代风尚。人的觉醒之种种表现给予了文的自觉以至深影响，随着魏晋士人个体自觉的不断加强，迎来了文学上的自觉时代。文学自觉的表现之一即是新审美意识的勃兴，魏晋南北朝“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即是新审美意识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