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短史记｜苏东坡对王安石的批评与包容，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苏门|张耒|苏轼|王安石|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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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王水照
编辑丨吴酉仁
苏轼和王安石的关系是颇为复杂的。
在熙宁变法时期，他们是势不两立的政敌。元丰末，一个作为退职宰相，历经宦海风云，闲居金陵；一个从九死一生的乌台之狱脱险，尝尽了黄州之贬种种人生况味。两人重聚，相逢一笑泯恩仇，发现彼此都是直臣贤士、人间杰才，对儒家理想人格的崇奉是他们融和的纽带。
然而到了元祐时期，苏轼及其门人却共同掀起一个批判王氏新学的热潮。这是一种对思想专制、学术专制和文化专制的不满和反抗。
王安石的新学是他变法思想的哲学基础，自有其不可抹煞的历史价值。宋英宗治平年间，王安石在金陵讲学，一大批要求改革现状的年轻士子受业门下，俨然形成新学学派。
与此同时，王安石“一道德以同俗”的思想也逐渐成熟并固定化。到了宋神宗熙宁时期，他更把这一思想跟科举改革结合起来，使之付诸实践，而不只停留在口头宣传上了。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其《三经新义》一变而为官方哲学，作为取士的标准答案， “诸生一切以王氏经为师” ， “独行于世者六十年” 。
这样，他运用行政权力求得了学术见解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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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像
这位改革家追求思想一统的新的正宗地位，以适应政治改革的需要；但又恰恰窒息了自欧阳修以来所开创的自由讨论的风气。他引起崇尚自由的苏门的不满和抨击，是十分自然的。
熙宁年间，王安石主张以经义论策取士，罢诗赋、明经诸科，苏轼持异议。王安石的改革贡举科目，原是为着更好地选拔吏治实干人才，实又包含以自己的“新学”一统天下的思想统治的目的，因而在熙宁初年，苏轼对“新学”中的偏颇已啧有烦言。到了宋哲宗元祐时期，苏轼更多次批评“新学” ，集中在王氏“一道德以同俗”的思想和实际作为上。
元祐元年（1086）在《答张文潜县丞书》中，他说：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
这封信尖锐地抨击了王安石为文治学“好使人同己”的作风，指出这正是造成文章雷同单一、学术凋敝衰落的根本原因。苏轼这里主要针对王氏的经学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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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绘苏轼像
在同时所作的《送人序》中，他又说：
王氏之学，正如脱椠，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饰而成器耳，求为桓璧彝器，其可乎？
“脱椠” ，即依照同一模子而制成，千人一面，千部一腔，没有个性，没有特点，正是学术文化和文学艺术发展的大敌。这个比喻尖刻准确，把求同斥异的后果揭露无遗。
在反新学中，苏轼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多元性和多样化是发展学术文化的必要前提。这也成了苏门的著名门规和家法，对推动元祐文学高潮的形成起了直接的作用。
要充分认识这个原则的重大意义，不妨对比一下程朱理学家的议论。
程颐在当时说过：“今异教之害， ……唯释氏之学衍蔓迷溺至深。 ……然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 ”他说王氏新学比佛道为害更甚，大声疾呼要加以整顿。苏轼却不然，他明确地说：“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 ”对其学说内容并不一笔抹煞，只是反对他的学术专制和思想统治而已，并不是片面追求多元性和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