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短史记｜苏东坡对王安石的批评与包容，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三 ) |苏门|张耒|苏轼|王安石|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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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门四学士”像。左起：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再加上陈师道、李廌，又有“苏门六君子”之称。
苏轼的豁达宽容，对于苏门中在文学、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和争论，不啻是无言的鼓励，促使门人们在这位尊师面前更大胆地直抒己见，放言高论乃至放肆无所顾忌。例如关于“二苏”高下的议论。苏轼曾自谦地说过，他的诗文不及其弟。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居然也说：
“老苏（指苏洵）先生，仆不及识其人；今中书（苏轼）、补阙（苏辙）二公，则仆尝身事之矣。 ……中书尝自谓‘吾不及子由’ ，仆窃以为知言。 ”
苏轼自称“吾不及子由” ，是在他文名已有社会定评的前提下，作为兄长的谦逊礼让，并不会在实质上贬损自己。秦观的直言申述，就近乎不敬了。然而，这并没有给苏、秦关系带来任何阴影。苏门的宽容性和自由度确较罕见。
从苏轼一面来看，他常在轻松戏谑中对门人进行辩难和批评。苏、黄（庭坚）之间，既互相敬重，也彼此指摘。黄诗以追求“不俗”、“不鄙”为旨归，部分作品“格韵高绝” ，品格上乘，但也伤于单一和单调，为苏轼所不满。苏轼才情奔放，以挥洒自如、酣畅自适为艺术真谛，黄庭坚批评他“未知句法” 。这些意见都耐人寻味。在谈笑中见出严肃的艺术沉思，幽默感更有助于深刻评论的淋漓发挥，在苏门中是随处可见的。苏、黄二人关于书法的互评，足资参证：
东坡尝与山谷论书。东坡曰：‘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 ’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偏浅，亦甚似石压虾蟆。 ’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
对读苏、黄现存法帖，我们亦当会心而笑。
苏轼作为盟主，当然还要对门下之士进行写作指导，既尽心，又尽责。如对晁补之骚作的指点，是委托黄庭坚作为黄自己的意见“微箴之” ，以免斫伤晁氏的年轻锐气。无独有偶，当年欧阳修劝王安石“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 ，也是通过曾巩转达的。苏轼用心之细密周到，对友生一腔拳拳挚爱之情，千载之下，犹能感人肺腑。
苏门这种自由品题甚或相互讥评之风，虽尖锐直率而不留芥蒂，因为它植根于苏轼对人才的钟爱和尊重，体现的是平等的人际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彼此间的一种揄扬方式。苏轼在向鲜于侁推荐人才时说：“某非私之也，为时惜才也”；他闻秦观谢世， “为天下惜此人物，哀痛至今” 。他是从“为时”“为天下”的高度而爱护、奖掖后进的。黄庭坚的诗坛地位逐渐上升，还与苏轼相互戏谑揭短，但并不影响他对苏轼坚执弟子之礼。
总之，苏门的组合不是以地位、官爵、利禄为基础，而是以共同的生活理想和文化志趣等为前提，因而真诚而牢固，历久而弥坚。在元祐以后的政治厄运中仍保持联系不断，无一叛离，这是很不多见的。叶适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初，欧阳氏（欧阳修）以文起，从之者虽众，而尹洙、李觏、王令诸人，各自名家。其后王氏（王安石）尤众，而文学大坏矣。独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始终苏氏，陈师道出于曾而客于苏，苏氏极力援此数人者，以为可及古人……”
叶适在文中以欧、曾、王、苏诸门加以比较，指出苏门诸君“始终”从苏，而欧、曾门人却“各自名家” ，并未从一而终，还认为苏门人才之盛超过以往。我以为原因之一即在于苏门所奉行的多元性和多样化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