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短史记｜苏东坡对王安石的批评与包容，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二 ) |苏门|张耒|苏轼|王安石|秦观

朱熹则明确反驳苏轼：
“东坡云：‘荆公（王安石）之学，未尝不善，只是不合要人同己。 ’……若荆公之学是，使人人同己，俱入于是，何不可之有？今却说‘未尝不善，而不合要人同’ ，成何说话！”
从逻辑上说，朱熹的反驳是顺理成章的，人们不能拒绝在正确思想认识基础上的统一，应该服从真理。但朱熹的反驳只是脱离历史具体情况的简单推理。还是马端临说得好：即使王氏之书“尽善无可议” ，也不应该“使天下比而同之” ，这只能导致扼杀“博学详说之功”、“深造自得之趣”的后果。在他看来，不同学术观点的并存争胜，这才是正常现象，因而尖锐指责王氏之举几同于李斯焚书之议，揭出其思想专制的实质。他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鞭辟入里。
朱熹这里，实又掩藏着一句潜台词：这位理学大师也想把自己的思想来“使人人同己” 。历史表明， “强人同己”是不少杰出人物常有的思维定式。苏轼身居领袖地位而不强调整齐划一，不以自己的模式来塑造门人和追随者，这是别具识见而又超拔同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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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像
在北宋，王安石的“一道德”思想并非他个人的一时之见。
曾巩说，他希求的理想境界就是“道德同而风俗一” ，对“其说未尝一，而圣人之道未尝明”深致忧愤。程颢也希望“一道德以同俗” 。吕公著也说：“学校教化，所以一道德、同风俗之原。 ”凡此种种，反映出宋代士大夫趋群求同的社会心理。因此，苏门的批评王学，实针对一种思想倾向而言，具有相当深广的社会意义。
苏门是这一多元性和多样化原则最生动的体现。作为全才，苏轼没有以自我为法，强令门人师范；他的门人也没有因敬仰备至而丧失自我。苏、黄（庭坚）以诗并称，却各领风骚；苏、秦（观）以词称雄，而风韵迥异；苏轼的散文虽于张耒等人有所影响，但也限于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宋文群体风格的范围之内，其情性、禀赋、趣味等仍有明显差别。
更令人称羡的，是苏门内部的自由评论和自由批评之风，达到了坦诚无讳、畅所欲言的最高境界。
比如，关于苏轼革新词风的讨论和争论，在苏门并不鲜见：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外，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 ”公为之绝倒。（俞文豹《吹剑续录》）
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晁补之）、文潜（张耒）曰：“何如少游（秦观）？”二人皆对云：“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 ”（《王直方诗话》）
这两则宋人记载的故事，都发生在元祐时的苏门（“玉堂”即学士院）。苏轼要求门下之士以柳永、秦观来比较他的词作，反映出他潜意识中以柳、秦作为竞争的对手，也说明他力图在当时流传最广的柳词和成就最高的秦词之外，另辟蹊径，别开生面。苏轼具有豁达的气质和艺术上的宽容度量。当时的词，一般是供歌女在酒筵娱乐场合演唱的，常用琵琶等弦乐器伴奏，如宋翔凤《乐府馀论》所言：“北宋所作，多付筝琶，故啴缓繁促而易流。 ”所以， “幕士”的“关西大汉执铁板”之喻，实含有戏谑婉讽意味，苏轼却“为之绝倒” ，不以为忤。他与晁、张二人的对答应和，宛然烘托出平等探讨、心情舒坦的艺术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