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器|【蜀地风情】“李四郎金”：七百年的金器窖藏之谜（上） |成都博物馆|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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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博物馆新馆“成都历史文化陈列”两宋历史文化展厅，展出了原金牛区保和公社出土的宋代窖藏金器：金牌、金铤、金钗。这批文物自1977年发现， 40年后才在成都博物馆首次亮相。成都博物馆为什么给予它们如此高规格的展示地位呢？它们的文物价值如何？
对此，《成都市金牛区志（1960-1990）》第二十五篇第三节“出土文物”中有所记载：“斑竹村金器窖藏。 1978年，保和乡斑竹村农民改土时发现。窖藏距地表0.8米，内装一只施酱色釉的双耳罐。罐口压以青砖。罐内装金器74件。其中金铤70件，金牌2件，金钗2件，共重4062.9克。 ”
在成都博物馆展出的保和公社出土文物宋代金牌、金铤和金钗，就是当年斑竹大队社员钢钎“凿”出来的。金铤呈长方形薄片状，金牌约呈方形上方有孔，金铤和金牌上分别标有“李四郎”“晋李四郎金”“晋姚九郎金”“李四郎八六出门金”“华州田 ”字样的钤印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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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九郎金牌
为什么每块金牌、金铤上都要打上钤印文字呢？在宋代，金牌铸有姓氏或名号，表明这些金银铺号皆属私立，虽非官方，但经官方认可了的合法经营户。宋代的金银铺号大多为私立，受官方鼓励、支持和监督，官方可以从金银铺中收取一定比例税金，铸造这种货币可使官私方都获取很丰厚的利润。另外从商业角度来说，留下这些店铺商号、工匠人名，既是对社会商业信誉的维护，也是商号对买主的质量负责，同时也有利于社会对产品质量的监督。产品质量有问题，便可追溯到生产商号。
其实，在生活用品和工艺品及金银首饰上打上或烧制上地名或工匠人名，在我国古代很早就有这种惯例。比如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汉代漆器，就刊有“蜀都郡工官”“蜀都西工”等铭文。只是到了两宋时代，随着经贸的发展，更加风行一时而已。
金牌上“晋李四郎金”“晋姚九郎金”标示是晋州李四郎和姚九郎金银铺商号铸造的，宋徽宗政和六年（1117）撤销晋州升格为平阳府。据此可以认定，李四郎和姚九郎金牌应是北宋时期铸造的，北宋时期的金牌出土文物极其少见，因此尤显珍稀。华州与晋州相邻，还包括附近的金州，都是宋代金牌铸造的加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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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郎金牌
两宋时期，黄金在市面上开始流通，金牌、金铤在流通领域的作用，主要体现于赏赐、保值和贮藏、商业支付，以及纳税。
《玉堂杂记》为南宋周必大所作，是根据他在孝宗朝任翰林学士期间的随笔记录整理编辑而成的。周必大在《玉堂杂记》中有“例赐牌子金百两”的记载, 这是指南宋政府对官吏的赏赐。宋人所著的《云仙杂记》卷五《金牌盈座》曰：“河间五夜饮，妓女讴歌一曲, 下一金牌。席终，金牌盈座。 ”用金牌打赏，这是对歌伎的赏赐，不同一般的重赏。
北宋后期，宋、金处于战争状态；南宋中期的宋蒙战争，社会处于动荡时期，人们都愿兑换金属或贵金属货币以求保值，民间向来就有贮藏金银以防不测的习俗。南宋鲁应龙《闲窗括异志》就有出土金牌的记载：“李园者以种圃为业，初甚贫。一日挥锄，忽粪土中有声，掘得一瓮，皆小金牌满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