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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季芳桐：“伊儒会通”对东西文明交流互鉴有何启示？
中新社北京11月15日电题：“伊儒会通”对东西文明交流互鉴有何启示？
作者季芳桐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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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至民国初期，中国穆斯林先贤将外来伊斯兰教文化与儒家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相会通，实现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史称“伊儒会通” 。作为中华文明交流互鉴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 “伊儒会通”有何特点？对当下东西文明交流互鉴又有何启示？
何谓“伊儒会通”？
作为历史事件， “伊儒会通”具体指发生于明清之际延续至民国初期的中国穆斯林先贤的文化自觉活动，以译撰为特征，通过对伊斯兰教著作的汉语翻译，将外来伊斯兰教文化与儒家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相会通。
“伊儒会通”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活动，为中国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发展指出了一个方向，或者说走出了一条道路。 “伊儒会通”既是过去的一段历史，也可视为当下乃至将来工作的一个方向。
作为一场历史的文化自觉活动，身处金陵(南京)的穆斯林学者王岱舆是“伊儒会通”的开拓者，其出版了第一部汉文的伊斯兰教著作《正教真诠》等，率先将伊儒文化进行了会通；而身处云南的马注、马德新等则是活动的推动者，其著作《清真指南》《大化总归》等大大推进了“伊儒会通”的广度和深度；而同处金陵的刘智及其著作《天方性理》则是“伊儒会通”活动成就最高代表。
这批穆斯林学者在一生中都有或学习或探讨儒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经典的经历。例如：刘智自述阅读儒教之经史子集八年、伊斯兰教著作六年、佛教典籍三年、道教经典一年及阅读137种西洋书籍。王岱舆虽然阅读时间、顺序略有差异，但是四教(伊、儒、道、佛)的著作也都阅读研讨过，被称为“学贯四教”的人物。学术经历与学术成果是两个方面，但成果也能够证明他们的会通往往是四教而非仅仅两教之会通。王岱舆的三部著作，以及刘智的代表作里都可以发现四教会通的观点与成果。
可以说， “伊儒会通”从字面看是指伊儒两教的会通，而实质包括四教的会通，涉及领域首先是伊斯兰教教义与儒教教义的会通，其次是伊斯兰教的苏菲功修与道教、佛教的修持会通；再者是伊斯兰教的教律、教规与儒教礼法的会通。换言之，会通活动主要在这三个领域进行，成果也多聚集在这些领域。当然，这次活动持续了三百年左右，而这批人物成果很多，难以一言尽之。最大成果就是构建了汉语的伊斯兰教体系，其中既有体系框架，又有一系列的概念、范畴等，为伊斯兰教中国化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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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新疆乌鲁木齐洋行清真寺。中新社采访人员富田摄
“会通”后还是伊斯兰教吗？
不同文化间的会通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放眼望去，无论儒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概莫能外。而一种文化只有不断地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会通才能够发展得更好，才能够将文化发展推向新的高峰。这是世界文化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和趋势。
伊斯兰教文化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虽发源于阿拉伯，必将走向世界，也必然会与东方的波斯文化、印度文化，乃至中国文化进行会通，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有人担心一旦“会通”了，还是伊斯兰教吗？其实，这种担忧是多余的。以伊朗的波斯文化为例，当伊斯兰文化与波斯文化会通后，形成的波斯伊斯兰文化不也是伊斯兰教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吗？在历史上未曾有人对“伊波会通”感到忧虑，为何与中国文化会通就感到忧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