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年度实力诗人安然、西渡：如果可以选择，宁愿一辈子只写诗|草堂诗歌奖( 二 ) 实力|批评|新闻|写作|草堂|创作

作为一家刊物，灵魂人物是主编，其次是编辑的7个能力的综合体现。《草堂》的“封面诗人”“实力榜”“最青春”……这些栏目的设置，涵盖了老、中、青诗人，作者覆盖面比较广。其次，设置了年度诗歌奖。晨钟催人，相信获奖的诗人会在众人的掌声中对自己的写作拿出全新的内容。另外，在我的印象中，《草堂》比较包容，无论作者身份的贵贱，都以作品内容为王，这对于深耕于文学创作的人而言，比较有说服力。
西渡：批评是个苦差，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一辈子只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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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渡
红星新闻：您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开始写诗，在1990年代以后兼事诗歌批评。这五年内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您开始向诗评家的领域进军？这两个身份的重叠是否在某段时间令您矛盾，您如何平衡创作和批评？
西渡：大学期间，我的志向徘徊在写诗和古典文学研究之间，新诗批评并不是我的选项。后来从事诗歌批评，主要受两个事情的影响。
第一个事情是1991年戈麦的离开。戈麦生前只发表过极为有限的几首诗，除了身边几个友人，中国诗坛几乎没有人了解他。为了向读者介绍他，我不得不学着去写批评文章。我最早的几篇批评文章，都是关于戈麦的。第二个事情是1996年臧棣把《山花》关于校园诗歌的一个批评约稿推给了我，我因此写下了第一篇批评长文。这篇文章在《山花》发表后，被吴思敬老师看到了，吴老师据此认为我还可以写点文章，就不断向我约稿，推荐我参加诗歌界的学术会议。我从偶尔为文，到长期卷入诗歌学术，很大程度上是被吴老师“逼上梁山”的。
创作和批评是性质很不相同的两个工作。诗歌创作有一定被动性和偶然性，你要善于等待，很多时候确实是“功夫在诗外” 。很多表面上与写作无关的事情，借助于偶然的机缘，就成了写作的材料或动机。我自己的写作努力在偶然性和自觉的工作之间达到某种平衡。但总的来说，诗歌写作本身是一个愉快的过程。
批评则不然，它虽然也需要敏悟和洞察的能力，但更需要很多的笨功夫。诗歌创作要求快，凭直觉、敏悟迅速捕捉形象、情绪、感觉；批评则是慢功夫，依靠逻辑分析、推演、概括，一点点进入、接近你批评的对象，更别说材料的收集、考辨等等细致的功夫了。所以，批评是个苦差，聪明人所不为。如果可以选择，我当然宁愿一辈子只写诗，不写文章。我的文章大多是应邀而作，但很少会收到写诗的邀请。可以这样说吧，写诗主要是一件私事，批评则近乎公务，有更多的社会性。在我这里，通常情况下，私事总是为公务让路。实际上，很难在两者之间达成很好的平衡。写文章多了，诗的产量自然就减少，至少对我来说，诗产生于闲逸，忙乱之中是不会有诗情的。当然，批评工作也会让你的写作变得更自觉。创作和批评的交替进行也有利于维持你和缪斯之间的良好关系。被动的等待有一个危险，缪斯很可能因长时的缺乏互动把你完全忘记了。最重要的，写作的过程本身必须有批评的参与，对于现代诗来说尤其如此。现代的大诗人多数同时又是大批评家，从这一事实也能看出个中消息。
红星新闻：您其实已经在全国获得了很多诗歌荣誉，这次获“草堂诗歌奖” ，您内心依然会有波动吗？这个奖项在您心中有怎样的地位？您觉得该奖项在全国而言，有怎样的文化助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