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加缪：如果有人拿走了你的面包，那他同时也压制了你的自由( 二 )

自二十世纪初，一种流言开始广为传播，并逐渐变得越来越有力量，即自由只是个布尔乔亚式的骗局。这个定义搞错了一个词语的位置，而我们今天仍然在为这个错位付出代价。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布尔乔亚式的自由是个骗局——而非所有自由。事实上我们只需要说布尔乔亚式的自由不是自由，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是自由的雏形。但有一些自由千真万确地需要我们去争取，并且一旦抓住就永远不能放手。诚然，对于那个白天被拴在机床旁边无法脱身，夜里则要与全家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的男人来说，没有什么自由可言。但这个事实所谴责的应该是一个阶级、一个社会以及这个社会所施行的奴役，而非自由本身。如果没有自由，我们中最穷困的那些人就活不下去，因为即使社会在一夜之间改头换面，变得能让所有人体面舒适，它将仍然是野蛮的，除非自由得胜。仅仅是因为布尔乔亚社会谈论自由却不实践它，工人们的世界就该同样放弃实践自由，而只是因为自己并不空谈它而自豪吗？无论如何，混乱的确产生了，自由在革命运动中逐渐成了一个坏词，因为布尔乔亚社会把它用作骗局。人们开始只是合情合理地、健康地拒绝相信布尔乔亚社会对自由的挟持，而到后来他们开始不相信自由本身。在最好的情况下，自由被推迟到了遥不可及的未来，在那之前人们被禁止谈论它。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我们需要首先实现正义，然后才轮到自由，就好像一群奴隶还能指望获得正义似的。还有些强硬的知识分子会向工人宣称，只有面包而非自由才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就好像工人们不知道他们的面包多多少少是因为自由而得到的。我们要承认，面对布尔乔亚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不正义，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诱惑是巨大的。毕竟，我们中可能没有哪个人，是从来不曾在行动上或思想上向这种诱惑屈服过的。但是，历史在前进，而鉴于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东西，我们必须要停下来三思了。由工人们掀起的革命在一九一七年获得胜利，它标志了真正自由的降临，是这个世界上曾有过的最伟大的希冀。但这场革命在四周强敌环伺，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建立起了一支警察力量以自保。于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希冀便逐渐沦为世界上最高效的高压统治。与此同时，布尔乔亚社会那种虚假的自由却未被撼动分毫。
总的来说，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以那种犬儒主义的辩证法为特征的，它将不正义与奴役对立起来，并用其中的一方去加强另一方。当我们将戈培尔和希姆莱的朋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赢家佛朗哥请进文化殿堂的时候，有人抗议说，佛朗哥的监狱里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都在无情地嘲弄铭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上的人权条款。对此，我们微笑着答道，波兰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国，而在公共自由这方面，两者其实是半斤八两。这当然是个愚蠢的论证！要是你不幸非得把你的大女儿嫁给一个前苦役犯队伍的头头，这也完全不构成你接下来应该将她的妹妹嫁给社会小组里最优雅的探员的理由，一个家庭里有一个败类就够多了。但这个愚蠢的论证却能生效，正如我们每天都能见到的那样。在令人作呕的“比烂”尝试之下，只有一件事情是始终不变的——受害者永远都是同一群人。自由的价值不断地遭到侵犯和冒用，于是我们注意到，在世界各处，正义也和自由一起遭到了亵渎。
要怎样打破这个极恶的循环呢？显然，只能通过立刻在我们自己和他人身上重新唤醒自由的价值，并永远不再允许它被牺牲或被与我们对正义的要求割裂开来，哪怕只是暂时。当下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都只能是以下这句：在自由的层面上寸步不让，同时在正义的层面上寸土必争。具体来说，我们仍能保有的少数几项民主主义自由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幻觉，我们必须强硬地捍卫它们。它们所代表的，恰恰是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所有伟大的革命胜利所留下的遗产。因此，它们绝不像诸多聪明的煽动家告诉我们的那样，是对真正自由的否定。并不存在一种理想的、会在未来的某天同时被给予全人类的自由，像一份在你生命行将结束时发放的养老金那样。只有需要一点一点地艰难战斗才能赢得的自由，而我们仍然拥有的这些只是前进路上的阶梯，它们当然远远不充足，但通向彻底解放的路径的确是由它们构成的。如果我们放任这些自由被压制，我们无法取得进步。相反，我们是在步步后撤和倒退了。而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注定要重新沿着之前的足迹再度奋力前进，届时人们将再一次付出汗水与鲜血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