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卢姆&同情之书:没有同情心,是一种“恶”吗?

讨论人类的同情,亚当·斯密是一个我们绕不开的思想家。在名著《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写了一位与中国并无贸易往来的伦敦商人,他听闻中国发生的一场地震夺去了数万居民的生命而感到悲痛万分。然而,这种悲痛由于距离的遥远,不一会儿就化作了一种指向个人的慨叹:人生无常,珍惜当下。对远方他人的牵挂与共情,仿若过眼云烟。不过,当商人睡前得知自己“立即要失去一根小手指”,他就立马彻夜难眠。
“同情”这个概念是复杂的,正如人们对待它的态度一样,斯密的这个例子再形象不过地点出了这种复杂性。同情能作为道德坚实的基础吗?它是否能带来行动,又是否会导向虚伪?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技术的发展,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更加不得不直面这些拷问。
古往今来,讨论这些“拷问”的著作十分众多,借用的思想资源也横跨多个学科。本期专题分享的几位学者,包括写作《无处安放的同情》的汉宁·里德,都更多是从哲学、思想史的角度切入。以下列出另一些心理学、神经科学、历史学、社会学的当代作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情”更为丰富的面孔。
布卢姆&同情之书:没有同情心,是一种“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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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11月19日专题《同情何处安放》的B05。
「主题」B01丨同情何处安放
「主题」B02-03 | 安放于人性的同情
「主题」B04丨同情心的重要意义,在于指引行动
「主题」B04 | 同情之书 没有同情心,是一种“恶”吗?
「主题」B05 | 地铁,反映出现代城市生活的两面性
「文学」B06-B07 | 想象是她的使者
「文学」B08 | 阿尔丰斯·穆夏——风格即是一切
撰文 | 刘亚光
布卢姆&同情之书:没有同情心,是一种“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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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共情》,作者:[加] 保罗·布卢姆,译者:徐卓人,版本:湛庐文化 |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年12月。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共情能力强的人通常都有很好的名声,他们往往被视作善良的好人。但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保罗·布卢姆的这本书,却旗帜鲜明地点出我们或许需要“摆脱共情”。布卢姆从自然科学的角度,重新细致论述了哲学家们所提醒我们警惕的那些共情所具有的风险。
布卢姆将共情大体上分为“认知共情”与“情绪共情”,前者指的是一种对他人情绪的认知,运用的是人的理性,而后者可能更接近于我们日常使用“同情”或者“共情”时的用法,一种对陷入困境的人们的情感共鸣,“感同身受”,这两种共情分别通过人脑中不同的系统运转。
布卢姆认为,我们需要摆脱的是纯粹情绪上的共情,但却需要培养认知上的共情。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理由,即是情绪上的共情往往存在“可识别受害者效应”。例如,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我们往往会为某个个体的经历动容并投以极大的关注,但却对“数据”兴趣寥寥。而“数据”的背后,可能才是需要被同情和帮助的更多数人。对他人情绪上的共情常常如聚光灯一般,照亮了一部分人,就会令另一部分人被忽视。这点在与自然灾害有关的报道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今年河南、山西两地接连遭遇洪灾,省会城市受到的关注,收到的“同情”,就明显地远远高出其他市县。
在布卢姆看来,情绪共情的强烈,很有可能反倒让我们失去了情感本身的分寸,这点在教育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布卢姆提及,如果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过分地与孩子幼稚的心灵相共鸣,无疑会纵容孩子的很多行为。此外,共情也常常让事态走向一个事与愿违的结果。布卢姆同样提到了彼得·辛格的例子,辛格就认为,小额捐助在效益上很多时候是与慈善的目的相背离的,因为慈善机构管理这些钱的成本,甚至超过了这些钱本身。诚然,效益并不是我们行动的唯一理由,布卢姆的这些观点都非常有争议,但书中的实证分析较为丰富,不失为我们看待同情视角的一个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