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教师藏书：书房里成长的秘密分类学|成长|教育|藏书|日本

有人说，住处再挤也要藏书。已故台湾狂人李敖在台北金兰大厦的家中有10万藏书,于我而言，还远远没达到如此境界，既没有上瘾，也没有成癖。所藏之书，皆因工作和在职学习的缘故，到底有多少藏书，至今还没有正儿八经地统计过。
大致梳理起来，我的藏书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零星藏书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末期，藏书起步阶段；进入新世纪至今，藏书的黄金阶段。
1983年9月至1995年7月，我在湖北一所县市一中从事中学英语教学工作。这段时期我个人几乎没有什么藏书，家里和办公室零零散散地堆放的是为数不多的在大学曾学习过的教材、上课用的教参，也包括自行订阅的《英语世界》等期刊。
1995年8月，我“孔雀东南飞”调动至南方一所重点大学的附中工作。学校坐落在大学校园，大学浓郁读书的氛围深深影响着我。逛书店购书慢慢成了习惯，隔三岔五把买来的书添加到家里简易的书架上。
1997年10月至1999年4月，我有幸被原国家教委公派至日本留学，让我有机会领略了日本各地书店林立的景象，让我品尝到了日本大学图书馆借阅书籍的便利，体味到了日本国民好买书的热情。在日本学习的18个月间，我通过购买与复印两种主要方式，囤积了不少有关日本教育的书籍。留日结束，一本没落下全部带回，现分别藏于自宅和学校办公室书柜中。
2000年9月至2008年6月，在职攻读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和教育法学方向博士学位，为了课程学习的需要，也为了做学位论文的需要，购书与藏书已成为一种刚需，书柜中增加了不少专业的书籍。
自1999年做了学校中层干部，享受了一人一间办公室的特殊待遇，书柜从无到有，从一个到几个。随着住宿条件的改善，从摆放一个简易的书架到两次更换书柜，从没有独立的书房,到把书柜安置在最好的房间，藏书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藏书的种类与数量也与日俱增。
迄今，我的书主要存放在两个不同地方的书柜中，也没有严格按照图书目录分类学上的指引进行分类摆放，当然为了翻阅与查找方便，还是进行了大致分类搁置。
书香犹如酒香，一样醉人。为此，我把自宅中的书柜与酒柜（存放空酒瓶）放在同一房间，当酒香与书香交织在一起时，沁人心脾，好不惬意。不说看书中的内容，就只看不同国家、不同出版社五颜六色的封面设计，都让人目不暇接，会挑逗起你阅读的欲望。
个人所藏之书，没有过人之处，更没有珍版书籍。大抵可分为作为中学英语教师的藏书、作为教学管理者的藏书、作为比较教育研究者的藏书、作为教育法学研究者的藏书和个人情趣爱好的藏书。
首先盘点一下办公室书柜的部分藏书。教育法学专业书籍占据了办公室书柜的大多位置，这类书主要有《受教育权法理学：一种历史哲学的范式》《教育优先法理研究》《教育法理学》等。关注与研究美国教育和日本教育是我的一大嗜好，所以办公室书柜里留出了足够空间收藏此类书籍，诸如《美国学校体制的生与死：论考试和择校对教育的侵蚀》《现代日本教师的养成》等。
无论是作为一名中学教师，还是作为一名教育研究爱好者，总应该收藏几本追溯教育教学本源的书，所以办公室藏书中就有了《教育哲学》《大教育学》《教育的目的》《再论教育目的》等。除了收藏所谓的专业书籍外，自己感兴趣的“闲书”也会收入“囊中” 。办公室书柜不显眼位置上，便搁置了《胡适自传》《日本第一》《教育大未来》《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等。